【重新審視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中國歷史上錯失了哪些戰略機遇期

來源:公文書信 發布時間:2019-01-19 點擊:

  戰略機遇期,這一概念最早來自于美國在1997年公布的防務審查報告。后經國內某著名智庫的轉換,在黨的十六大前夕進入中國語境。盡管用詞相仿,但是在中美語境下這一概念的內涵卻有著很大的差別。在美國的語意下,戰略機遇期更多指在21世紀的前20年左右,美國還沒有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因而可以提前布局,爭取戰略主動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霸權的戰略機遇期。中國語境下的戰略機遇期更多指的是一種發展的機遇,在這種戰略機遇期下中國具備推動發展的總體環境。美國的戰略機遇期,由外而外,更多指涉全球的霸權地位,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由外而內,更多指涉的是外部與內部綜合環境為中國提供的發展條件。
  2002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黨的十六大開幕之前指出:“縱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一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中央高層首次正式提出“戰略機遇期”的概念。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對這一論斷進行了闡述,指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2010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再次確認這個論斷,“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中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在國內,“戰略機遇期”這一概念從提出至今已近十年,在這十年期間,中國發展保持穩定高速的態勢,國際舞臺逐漸擴展。然而,近些年,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東政局動蕩,歐美多國接連發生社會騷亂,世界經濟回升乏力。在中國周邊,南海、朝核等問題升溫。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安全穩定環境也較以往緊迫,外部與內部戰略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否仍處于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如果有,如何用好這個戰略機遇期?如果按照中央的判斷,21世紀的頭二十年處于戰略機遇期,那么2020年后這一機遇期是否會逐漸消失?這些問題牽涉到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總體布局,值得認真審視與思考。
  
  戰略機遇期的理論探析
  戰略機遇期這一概念盡管是從外部引入,但是在中共的語意下,卻有著內生性。這一概念承繼中共對時代主題的判斷,是對特定的時代主題下,中國的總體戰略特征、持續時段等的綜合描述。考察戰略機遇期,就一定要結合對時代特征的判斷來進行。
  對時代特征進行判斷,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一個傳統。如同宇宙論的每一次變化都帶來哲學思維的飛躍一樣,對時代判斷的每一次變化,都帶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次重大革新。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內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帝國主義時期相繼產生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理論體系,對時代判斷的變化也導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出現第二次飛躍――在毛澤東思想之后鄧小平理論誕生。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長期承繼列寧對時代的判斷,認為時代的主題仍然是戰爭與革命。這一判斷維持幾十年不變,在一定時期里造成了中國對國際戰略格局判斷的嚴重失誤。改革開放之后,這一判斷得以調整,人們開始普遍認可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一說。對戰爭與革命是時代主題的判斷,其理論根源來自列寧,在列寧的諸多著作中,尤其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里,對這個問題有著深入的論述。但是后人錯誤的判斷卻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列寧。列寧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對列寧寫作該書的具體歷史范圍作出考察,對此可以有更為明晰的認識。
  需要注意的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當時是現實的而不是長時段的分析。書的副標題就已經表明是“通俗的論述”。列寧自己也申明,由于“參考書有些不足”,以及“考慮到沙皇政府的書報檢查”,他并沒有對這種現象進行更進一步的理論分析。[1]列寧注意到,當時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瓜分殖民地將導致世界戰爭。這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寫就的小冊子天才地預測了世界戰爭的到來,深入分析了戰爭的原因。結合本書寫成之后的近一百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列寧所描述的是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全球經濟權力的擴散階段――所發生的狀況。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只有在周期的視野下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這種周期,就是世界市場周期性的擴張與收縮以及相應的政治波動。當代,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周期性波動,以及伴隨著周期性的波動,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權力發生周期性的分散與集中。羅伯特•吉爾平指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的早期階段,極化效應壓倒擴散效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外圍經濟效率的提高,中心地區經濟成本的增加,擴散就會取代極化。若干外圍國家的經濟得到發展,并且比中心國家更迅速地實現工業化。這種情況出現之后,新興的外圍經濟和衰落的中心經濟之間競爭加劇,從而威脅到自由經濟體系的穩定。”[2]
  世界市場的極化時期,是世界市場權力集中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經濟中心集中在一個或數個國家之中,國際間垂直分工明顯,發達國家在分工中占據著主要的高工資職位。而在擴散化的時期,資本、技術擴散到體系內的更多國家與地區之中,這是一個權力流散或者轉移的時期,這個時期國家間的競爭激烈,各國國內社會逐漸失衡。世界經濟原先的主導國家逐漸失去競爭優勢,各國展開激烈的經濟競賽,與此同時,各國的國內貧富分化加劇。
  列寧所指的帝國主義就發生在這個擴散化階段。此時,社會權力與經濟權力日益集中到少數階層的手中,社會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各國為了解決嚴重的社會問題展開激烈的競爭。那些沒有能力轉嫁危機的國家將面臨著發生國內暴力沖突的巨大風險。列寧在書中引述英國金融大王羅德斯的話來說明英國實行殖民主義政策的深層原因,羅德斯說:“我的一個宿愿就是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為了使聯合王國4000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該占領新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說,帝國主義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 [3]
  早在1925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就發現了這種周期。他指出,世界經濟存在為期50―60年的長波,并分為上升期和下降期兩個階段,每一階段分別為20―30年。在轉換階段,會發生巨大的動蕩。一般認為,康氏長周期與產業革命的技術創新密切相關。在每一個康氏周期的繁榮期與蕭條期的轉換階段,都會出現重大的科技創新。在一輪科技創新出現之后,科技創新的中心國家獲得該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大部分利潤。隨著科技創新的擴散,利潤隨之擴散,并且引起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
  一個國家的戰略機遇既要有和平又要有發展。所謂戰略機遇期就不能是短期的,而是要能夠支持一個大國在一個較長時段內,從現有的國際體系中不斷汲取發展的資源,同時國家要有一個安定和平的戰略環境。因而,新興大國的戰略機遇期一般既與發展有關,又與和平有關。這兩個方面都與世界經濟的長波有著密切的聯系。
  
  新興大國的成長
  與戰略機遇期的形成
  自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多年里,已經經歷了五個康氏長周期。第一個長周期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其技術動力是蒸汽機以及紡織工業,霸權國家是英國。第二次是20世紀上半葉,其技術動力是鋼鐵與鐵路,霸權國家仍然是英國。第三次在20世紀下半葉,其技術動力是電和化學,霸權國家轉為美國。第四次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其技術動力是石油和汽車,出現了一個全球經濟的高速增長期,霸權國家仍是美國。第五次長周期發生在1990年之后,伴隨著知識經濟的出現,信息技術等正在逐漸改變世界。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并非所有的霸權國家只能經歷一個康氏長周期,部分國家可以經歷多個康氏長周期,仍能維持霸權。
  第一個長周期從1789年到1848年。在上升階段,1789年至1815/25年。在英國,以蒸汽機為代表的工業革命,推動了紡織和運輸等新興產業的出現,英國經濟迅速增長,成為當時的世界經濟中心。法國在爭霸中失敗,發生大革命。在第一個康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亦即1826―1848年。技術成果由英國向周邊擴散,隨著世界市場的飽和以及原料來源的枯竭,世界經濟陷入了嚴重的蕭條。英國的主要競爭者是法國,拿破侖戰爭之后,歐洲進入五強相對平衡的階段。
  第二個康氏長周期從1848年到1893年。在上升階段的1848―1873年,英國開始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大繁榮。海外殖民地的擴展,使得英國進入了一個盛極而衰的時期。英國在鋼鐵、鐵路等行業仍然保持著巨大的優勢。第二個康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英國陷入了慢性的長期蕭條,競爭對手蜂起,霸權開始衰落。與此同時,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后開始了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德國實現統一,逐步從英國制成品的市場轉變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工業國。日本則成為咄咄逼人的新興大國。
  第三個康氏長周期從1893年到1940年。在上升階段的1893―1913年,美國、德國等霸權崛起。在電氣、汽車制造、化工等技術的創新上,美國、德國等國家開始超過英國。英國掌握了蒸汽機與煤炭、鋼鐵時代的主要技術,但是在石油、汽車、化工等領域上,美國與德國等后來居上。第三個康氏長周期下降階段,1914―1940年,歐洲霸權國家爭奪殖民地的斗爭最終成為一場世界大戰,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收場。
  第四個康氏長周期從1940年或者1948年到1990年前后。在上升階段的1940/48―1967年,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大發戰爭財的美國經濟呈現出巨大的相對優勢。戰后世界經濟分化為兩大陣營,很多國家都開始了令人矚目的增長。在第四個康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亦即1968年到1990年,各自陣營中國家經過恢復性增長之后,離心傾向加劇,美國霸權也開始衰退。
  后發展大國的戰略機遇期,需要和平與發展兩個條件,一方面要能夠置身于主要大國的主要矛盾之外,并能運用其勢,實現有限的戰略目的;另一方面要能獲得主要國家的技術擴散,從中得到成長的動力,并形成抵御經濟的全球性波動的能力。抓住并用好這樣的戰略機遇,國家就能脫穎而出。
  在第一個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的上升階段,英法惡斗。拿破侖戰爭時期,美國牢牢抓住遠離歐陸的地緣優勢,大規模擴張領土。1803年,美國利用拿破侖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對付英國,需要大量軍費的心理,軟硬兼施從法國手中購進路易斯安那,輕而易舉地獲得了26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1814年,美國利用法國占領西班牙本土的機會,僅花500萬美元就迫使西班牙出售15萬多平方公里的佛羅里達。這兩項交易使美國的領土面積一下子擴大了1倍多。與此同時,美國集中精力發展實力,長期保持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置身事外,只在門口進行有限度、精準的干預與擴張。在進入第一個康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后,美國牢牢抓住第一次工業化成果擴散的機會,高筑關稅壁壘。1830年,第二次英美戰爭結束后,美國開始了令人關注的增長。南北戰爭之后,美國進入騰飛階段,從1860到1890年的30年間工業產值增加了9倍,到1880年已成為西方第二經濟強國。
  普魯士利用拿破侖戰爭及其后英國集中對付法國,保持歐洲力量均勢的機會,發動了三次王朝戰爭,統一了德意志帝國。并且在康德拉季耶夫的第二個長周期的下降階段,俾斯麥抓住第二次工業化成果擴散的機會,大力發展鋼鐵、化工等產業,于1873年創立了“帝國鐵路局”來協調全國鐵路的建設、裝備和營運,形成了統一運費和系統化的鐵路管理體系;同時,積極促進機械制造業的發展,使德國在短時間內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機器輸出國之一。到20世紀初,德國在電爐煉鋼、鐵路電氣等電能應用方面躍居世界之首。
  日本利用歐洲列強侵略中國,暫時無暇東顧的機會,于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利用國家的強力推動現代化。日本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高征地稅等手段進行大規模原始積累,建立了一批以軍工、礦山、鐵路、航運為重點的國營企業。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獲得巨額賠款,開始出現產業革命的高潮。
  在康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很多國家同時受益于創新國家的技術擴散,為什么有些國家勝出,而有些國家落敗?
  能不能抓住戰略機遇期,要看國內的階層結構。通常認為,崛起國對霸權國的挑戰,完全是一種國家的有意識行為,但是有一點不能忽視,那就是將戰爭作為崛起的手段,不僅是一種國家的有意識行為,同時也是國家在國內外壓力下產生的一種應急反應。德國的現代化是以強勢的民族主義為紐帶,通過容克地主與新興的資產階級妥協,并通過對工人階級的收買形成了一個發展的利益聯盟。但是,這種利益聯盟的維持,需要一個前提,就是不過大地犧牲任何一方的利益。在經濟長期蕭條,市場受到霸權國家的強力阻遏之時,這種前提只能通過軍事擴張才能獲得。日本的情況與此類似。戰爭不僅是日本的國家方略,也是社會普遍對如何度過危機的一種要求。因而,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之后,來的不僅是軍隊,還有很多農民來搶奪土地,亦即所謂“開拓團”。而美國則是通過強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來進行現代化。1784、1785和1787年制定的三個土地法,大規模開發西部,其核心有兩條,一是宣布西部土地國有化,二是決定將公地向自由移民開放。可以說沒有西部土地的國有化,就根本沒有美國西部開發的成功。正因為徹底擺脫了封建主義的束縛,美國才有了后來的發展。而任何一個沒有肅清封建制度及其階層結構的國家,在進行現代化過程中,尤其在經濟大蕭條過程中,很容易遭到重大的挫折。從這一點來說,這正是中國革命對于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意義。“后發展只能在以下經濟體中獲得成功:國家干預以保護本地制造商,通過榨取農業來提供投資資金,并控制勞工。”[4]沒有革命對封建秩序的徹底鏟除,就沒有今天中國的高速發展,也沒有中國的未來。而這一點,是當前南美國家以及印度等大國所不具備的。
  能不能抓住這樣的戰略機遇,還要看崛起國家為全球提供了一種什么樣的理念及什么樣的模式。近代歷史中,葡萄牙算不上完整的霸權,它只是用軍事的手段控制了印度洋的貿易。封鎖、要塞,以及通行證構成了葡萄牙塑造國際貿易的手段,而在香料生產與批發領域則無力控制。荷蘭運用具有軍事和商業兩重屬性的股份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來控制香料的生產與銷售。英國是通過生產大眾消費品,占領或者征服市場與原料產地作為殖民地,從而構建了一個排他性的貿易圈。而美國則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性運作來構建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力。盡管同是霸權國家,但是,霸權一代比一代精致。總體而言,霸權總是向著更具包容性,更加柔性的方向發展。
  能不能抓住這樣的戰略機遇,還要看國家居于什么樣的地緣位置。英國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在洲際海洋通道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可以控制波羅的海、地中海、大西洋的通道,通達非洲、歐洲與美洲。第二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美國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通達美洲、歐洲、非洲與亞洲。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緣戰略位置,至今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具備。因而,即便美國衰落,很可能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達到美國曾經具有的地位,除非科技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海洋不再作為全球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而如果科技沒有發展到這樣的階段,那么新興的大國很可能會采用一種新的方式領導全球――更加依靠機制及多邊的力量。那時,霸權可能終結。
  
  美國的第二個霸權周期?
  一般認為,第五個康氏長周期的上升階段從1990年前后開始,到2020年前后結束,下降階段在2020年前后到2050年前后。由此判斷,從上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進入一個繁榮時期,直到2020年前后,這一階段霸權確立。在2020年前后,全球將進入蕭條,霸權國家開始衰落。
  爭議的關鍵在于,在這個周期里,誰的霸權確立?很多人認為,從第四個康氏長周期下降階段開始,也就是1967年,美國已經走向衰落。在第五個康氏周期的開始階段,亦即1990―2020年期間,將是新興大國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期間霸權將實行更替。這樣的判斷,未免過于簡單。
  所有的預言都有風險。但是正如丘吉爾所言,“你看到的過去越多,你預見的未來也就越遠。”以英國的歷程為例,喬治•莫德爾斯基指出,1688年到1792年,不列顛成為世界領導國;1792年到1914年,不列顛再次充當世界領導者。這兩個霸權周期分別對應著英國對波羅的海―地中海歐洲內部貿易的掌握,以及對跨大西洋生產與貿易的掌控。美國是否可能出現第二個霸權周期呢?假如將二戰之前的美國看作主要是對大西洋資源的掌握,那么當太平洋時代逐步到來的時候,美國是否仍能拔得頭籌?
  一個國家的實力有很多側面,但其中有些是根,有些是莖,有些是葉。根深則葉茂,根是起決定作用的。觀察一個現代國家是否居于霸權地位,最根本的是要考察這個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居于什么樣的地位。一般來說,在世界近代史上,普遍公認的全球性大國有三個,荷蘭、英國和美國。有些學者都認為葡萄牙、西班牙、蘇聯曾經是世界的霸權,這是膚淺的。葡萄牙、西班牙一度在經濟總量、軍事實力上占了上風,這是事實,但是這兩個國家從來沒有完全獲得經濟上的控制權。在它們稱雄的時候,歐洲經濟的中心在阿姆斯特丹。葡萄牙在經濟上一直受到該地區的盤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一直到一戰前都是歐洲數一數二的角色,但是,直到1750年,該國人均GNP為130(單位為1960年價格)美元,低于當時的印度,仍然居于欠發達國家行列。對下列數據做出比較事實會更加清楚。1870年,在英國極盛之時,其經濟產出僅占全世界的9%。其時,積貧積弱的大清經濟總量占比約為17%。國家對世界經濟的控制力,也就是在產業鏈中的權力才是核心要素。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以這個產業鏈為基礎的國家產業的結構,以及由此而生的社會組織形態。前者是根,后者是莖。這兩個方面都依托于特定地理位置上的產業區。
  從在世界經濟中占據引領位置的產業區的轉移,能清晰地看到大國興衰的軌跡。英國有近200年的霸權歷程,在拿破侖戰爭之后又開始了一個更為輝煌的時代,很多霸權周期論的學者都搞不清為什么英國會有兩個霸權周期。這一點從中心產業區轉移的角度看很簡單。英國的第一個霸權周期的地理經濟依托在大倫敦地區,后來這一地區除了金融產業之外,其他產業逐漸衰落。其第二輪霸權的地理依托是英格蘭北部的大片臨海區域。這兩個方向分別對應著對歐洲內部貿易及對大西洋貿易的控制,因而產生了兩個霸權周期。
  1929年左右,在第三個康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世界經濟的中心區域轉移到了美國大紐約地區。這個地區成為美國成長為世界大國的主軸。大紐約以及新英格蘭地區的汽車、化工、鋼鐵等工業是美國實力的基礎所在。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第四個康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美國的經濟不僅向國際體系中擴散,內部也發生了“隱蔽”的轉移。美國經濟重心開始從新英格蘭―五大湖區轉向了美國的西部與南部,即所謂的從“霜凍地帶”轉向了“陽光地帶”。 大紐約地區保持了金融權力,五大湖地區汽車工業衰落,成為一條“銹帶”,新的增長中心轉移到美國西南部。從1968年到1978年之間,約占三分之二的新工作職位是在陽光地帶或西部各州創造的。與此同時,北部喪失了幾十萬個工作職位。在這種轉移中誕生的三個經濟大州是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與得克薩斯州。其中加州的國民生產總值現在與中國差不多,人口接近于加拿大,擁有世界上高新企業最密集的硅谷,同時擁有好萊塢的文化霸權。西南部地區現在是美國實力最重要的依托。
  這個地區的中心地位目前并沒有失去,美國西南部的產業集群還保持著對世界產業利潤瓜分的權力。以信息革命為主導的高新科技產業是這個地區產業的核心優勢。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科技革命推動了全球產業的重構,推動了新的分工以及市場的擴展,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之一。信息革命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是,知識控制實體;軟件控制硬件;研發控制生產;標準控制市場。在以上任何一項上,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都有著強大的控制力。目前來看,信息產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一輪長期的增長還沒有終結。
  美國的經濟實力并沒有絕對下降,但是,美國的確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開始在世界體系內進行大規模的金融與產業擴張。這種擴張使得國內的很多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促進了美國的產業升級,同時促進了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控制能力,但是,這種金融與產業擴張也導致了美國國內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低端制造業的轉移以及高科技與高端服務業的提升,使得美國的國內貧富分化越來越大。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一趨勢持續加劇。據統計,目前占美國人口比例1%的最富有的美國人,其年收入已經占到美國全年總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在過去10年中,這1%的人收入增長了18%。但是,在過去25年間,有高中學歷的人生活水平下降了12%。中產階級的萎縮,已經開始導致政治上的極化。這一點埋下了美國衰落的種子,也考驗著美國政治家的智慧。
  1990年前后到2020年前后,世界開始了新一輪的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的上升階段,高新科技將進一步重組世界的生產力。有人說,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力堪比1929―1933年的大蕭條,這沒有任何根據。大蕭條導致當時國際貨幣體系崩潰,各主要經濟體開始組建貨幣區,并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次貸危機最多只是一次大調整,還稱不上是大蕭條。很可能,美國將再次重振旗鼓。
  現在預言美國衰落的言論不少,主要的問題出在對國家實力構成因素的判斷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冷戰以后,新一輪的全球化主要是歐美資本的擴張。這種經濟擴張產生了二重效應,一是資本母國的收益在不斷增加,而收益在國內分配非常不平等;同時,獲得資本的發展中國家發展速度較快,但是從產業鏈中分配利潤的能力并沒有實質性的提高。從相對實力上說,美國相對實力在下降,但是,從權力、也即對全球生產的控制力來說,并沒有實質性的降低。而后者是衡量是否衰落的最重要因素。
  不能說21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但是至少在21世紀的上半葉美國在諸多領域仍將保持著較大的優勢地位。美國的相對實力,如果僅僅指的是規模的話,的確是在降低,但是,沒有衰落。世界仍將長期處于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美國的意志仍然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際政治的狀況。
  
  未來十年中國的
  戰略環境與戰略選擇
  列寧指出:“首先估計到區別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歷史上的個別情節),我們才能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過去30多年里,中國是全球經濟變遷的最大受益國之一。在20世紀70年代,亦即康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中國接觸到大量的西方國家的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冷戰結束以后,中國再次抓住歷史機遇,大力推動改革,這使得中國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今后的5年乃至10年,甚至是更長的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總體繁榮向上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變,中國仍將處于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
  但是,需要清醒認識到,當前全球的貧富分化在進一步加劇,醞釀著動蕩的可能,多種因素交織,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復雜性加大。世界經濟的深度展開將加劇國家之間的貿易競爭,全球生產能力現在已經過剩,貿易保護主義將增強,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貿易摩擦的增多不可避免。中美之間的經濟依賴日益加深。這種不平衡、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鑄就了中美關系的底盤。但是,其中美國的收益過高,盡管中國借此機會發展出了規模巨大的工業組織,這種關系模式能否持續仍值得考量。
  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控制力仍然較弱,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當前,國人普遍認識到擴大內需的重要性,但是僅僅從國內來理解內需很難得到真正的答案。只有在提高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權力,內需的擴大才有可能。也就是說,只有提高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盈利能力與控制能力,才可能持續擴大內需。
  這就迫切需要中國加大創新的力度。工程科技的創新不會超越科學發展的限度。今后的一二十年中,中國更多的可能是在工程科技方面獲得若干重大突破。中國已經將科技創新作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重要方面,科技創新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但目前還主要局限于科教與工業部門。創新的核心主體是企業,其支持部門是文教部門以及政府,但是如果沒有全民的大力支持,創新不可能市場化。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一個國家的國民,如果以使用國外品牌為榮,對國內處于初期階段的創新不能寬容,那么這個國家永遠都不會有自己的民族品牌。沒有國內市場的池子,民族品牌不可能養成大魚。沒有有節制的經濟愛國主義,就不能有獨屬于中國人的創新成果。目前,中國國內的輿論氛圍與導向上還存在著很多問題。
  國內市場的拓展,離不開中西部的發展。這種發展不僅是區域經濟平衡的一種策略,更是產業升級的一種戰略。僅從美國的經驗來看,國家內部經濟區的轉移,通常不是按照國家的邏輯,而是按照世界經濟的邏輯來進行的。美國東部早期的紡織業并沒有轉移到底特律,底特律原來是生產馬車的基地,后來別克等馬車生產商都開始生產汽車,底特律因此成為汽車城。在向西南部轉移的過程中,美國的東部重化工業很大程度上并沒有直接地向西南部遷移,而是大規模地轉向東亞――中國接受的產業轉移相當一部分來自于美國東部的“銹帶”,如汽車產業。而美國西南部則是發展與東部不同的信息、生物等產業,并且以這些產業為基礎,成為全球創新與活力的中心。所以,從這個范例來看,認為沿海的產業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轉移到內地是大可以存疑的。目前世界經濟是沿著亞洲的臨海地區展開的,從中國的渤海灣到東南亞,以及印度整個的臨海區域都是世界經濟新一輪生產力布局的著力點。因此,中國要在這個地理空間上謀劃經濟的布局。中國新的增長中心在中部,但是中部的增長方式是要開辟一個新的時代,是一個新的產業的時代。而對這一點,中國在戰略上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
  用好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還要穩步開展政治改革,尤其迫切的是加強執政黨建設。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目前,在非公部門工作人員占工作人口的絕對比例。執政黨要盡快適應在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條件下提高執政能力的方法。“黨無義則不立”,一個政黨最為核心的戰略資源就是它的價值、理念,以及由此派生的政策,其次是干部的職業規劃以及相應的組織設置,再次是鐵的紀律對黨員行為的規范。黨要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充分發揮價值引領的作用,探索在更大范圍內進行統籌的黨員干部的升遷制度,以及人口大流動下的黨員管理方法,不斷提高黨的開放性。同時對基層要進一步釋放資源,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讓黨組織充分發揮服務社會的功能。
  用好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還要不斷總結提煉中國自身的價值與理念。沒有理念,外交就會變成――起碼看起來――變為赤裸裸的實力外交。一個文明古國的復興,必須得有相應的價值與理念。中國在外交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戰略思想,如“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及“和諧世界”等。但是,理念的廣泛傳播不僅要有理論自身的闡釋,還要有對實踐的具體解釋及支撐。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無論怎樣強調超越意識形態也是抹不去的色彩。這是中國宣傳自身、傳播自身價值不容抹滅的立足點。就個人看來,在實踐中,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系統的價值,可以概括為“解放、公正與和諧”。在英文里面,自由(liberty)與解放(liberation),詞義非常相近。自由的前提是不受干涉,而解放的前提是已經受到干涉,并擺脫這種干涉,這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體驗及價值訴求相當接近。公正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諧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即便中國發展了,不會也不可能成為美國、英國那樣的霸權國家,而很可能是一種古代“天下”理想與現代全球治理理念相結合的一種嶄新的形式。
  用好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還要為各種變數做好準備。在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上升階段與下降階段的轉換期,也就是2020年前后,一般都會出現全球生產力的重組,以及較大規模的動蕩,甚至戰爭。對于新興國家來說,不僅要能在順境時推動發展,還要能在逆境時熬過寒冬。而這取決于能否未雨綢繆。今后十年,中國應該進一步建設系統的政治經濟架構,逐步融解、消化多年來積累的種種問題。2015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51.5%,屆時,城市人口將超過農村人口,這對于中國的政治社會生態將是一個重大的改變。如何協調城鄉關系,如何穩步擴大政治參與都迫切需要進入議程。要處理好市場“自組織”的力量與國家干預的關系,充分發揮法制的作用,規范社會秩序、打擊豪強、逐步讓市場自發的秩序圍繞著法制框架建立起來。要為可能出現的一些城市與城鎮的不穩定做好預備工作,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同時要為外部環境的突變,甚至國家之間的較大規模沖突做好一切預防措施。
  社會科學的所謂規律,有這樣一個令人困擾的規律,那就是,只要當這個規律為人們所認識,那么人們的有意識行動將改變這種規律的表現方式。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盡管在世界經濟中不斷出現,但是與此相關的戰爭與革命等震蕩卻并不一定如歷史那樣重演。因為,今天的國際政治已經更加制度化,國家的領導者們對于歷史的經驗教訓也應該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悟。國際體系的發展不是輪回,也不是直線式的進步,而是“退一步,進兩步”螺旋上升的演化過程。有了為最壞情況做好打算的基礎,才可以積極推動和平與發展的力量聚合。中國需要這樣的機遇長期存在,穩步實現三步走的偉大戰略目標。
  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持續增長,美國的東部支撐了美國從立國、南北戰爭一直到二戰以后的長期發展,美國的西南部則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成為美國增長與活力的源泉。但是,這種活力終究會枯竭,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區正隨著產業鏈的擴展而向東亞轉移。這種轉移是長期的,其影響力是世界性的,這種緩慢卻從不停息的經濟地理變遷不僅使得美國的經濟地理版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還將改變東亞的歷史地位,改變中國的命運,改變人類的未來。
  (作者單位北京市委講師團研究室)
  (責任編輯:徐海娜)
  [1]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通俗的論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
  [2] [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115.
  [3]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9.
  [4] [美]赫爾曼•M•施瓦茨.國家與市場:全球經濟的興起[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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