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探索高承諾是認同 重塑社會認同與探索社會自我調適系統

來源:公文書信 發布時間:2019-04-10 點擊:

  內容摘要 圍繞“轉型期社會認同的重塑”這個主題,通過對“社會認同的基礎性領域、社會認同的結構性演變、社會認同建設的新思路”三個方面的初步探討,希望提出一個觀察和治理基礎社會認同失序的新的路徑,并試圖從廣度和深度上引發大家對“探索社會自我調適系統”的思考。
  關鍵詞 社會認同 基礎性領域 結構關系 社會自我調適系統
  作 者 李友梅,上海大學副校長、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0444)
  
  近年來,“社會認同”的話題在一些媒體、刊物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盡管所使用的“社會認同”在概念的界定上還比較寬泛,但仔細分析后可以發現,不少使用者均以不明言的方式借助“社會認同”來努力表達某種社會情緒和價值觀念;也就是說,由于“社會認同”這個時常成為一些學術研究中討論的重要概念,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社會成員對身份、主要制度安排、社會轉型過程的認知和評判,甚至會使人由此預感到一種可以影響重大制度實踐績效的力量。因此,有必要通過對“社會認同”的基本構成和歷史演化邏輯的系統分析,從組織和機制的層面為重塑轉型期的社會認同提供認識上的支持。
  
  社會認同的基礎性領域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社會認同是一個社會的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的集中體現,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觀念,它是團體增強內聚力的價值基礎。[1]現實中的社會認同有多種類型,它們作用于不同的社會領域,被不同的社會群體所利用,并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結構形態。然而,無論社會認同有多少類別,也不管它們的結構形態是怎樣的,它們最終都會指向對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的關注。換句話說,當人們對這3個方面的判斷、認知、評估具有重要意義時,便促成了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對社會認同的基礎性地位,或者說,這3個方面便構成了社會認同的基礎性領域。
  福利滲透是指經濟發展對相關公共領域的貢獻程度,以及各階層由此提升生活質量的程度;意義系統由象征符號構成,比如知識、道德、法律、歸因機制和價值取向等,一般通過傳媒、教育、人際互動等途徑發揮作用;社會組織作為社會認同形成的一個重要條件,它的功能在于向其成員灌輸行動邏輯、塑造特定注意力分配結構以及營造組織文化。社會認同的這3個基礎性領域雖然有各自的作用指向,但它們相互之間總是有一些關聯。當然,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些關聯是有差異的。
  比如在1949―1978年,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之間基本是高度匹配的。那時,社會成員間的相互依賴度很高,社會領域的建設得不到過多關注,社會認同以階級認同為軸心,體現為人民對國家的總體性認同。而在改革前期,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之間的匹配程度開始有所下降,使社會成員間緊密依賴的組織框架逐步被打破,社會領域的建設開始起步,社會認同在國家之外有了新的外延擴展。最近10年來,這3個方面的相互匹配度進一步下降,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依賴關系趨于弱化,社會領域的建設開始得到比較強有力的推動,社會認同的外延進一步擴展,不同群體對社會所持的認同常常會發生矛盾。
  
  社會認同的結構性演變
  
  如果用社會認同的3個基礎性領域具體認知如上所述的結構性變化,那么我們說,在3個基礎性領域高度匹配的時代,人們的社會生活行為被要求的是信奉共產主義理想、遵循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和集體主義的組織方式。但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社會認同的基礎性領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遷。
  
  1. 福利滲透方式從相對均衡滲透到非均衡滲透
  改革的前10年中,盡管社會階層結構逐步發生分化,但各個階層對經濟增長方式和改革成果的分享還是比較滿意的。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由于出現了財富向一部分社會成員集中的現象,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進一步分化;于是,一些社會階層對過于強調擴大經濟總量、以市場為主導的福利滲透方式的認同開始趨于分化。
  
  2. 意義系統的構成從價值取向一元化到多元化
  改革之前的30年,中國社會認同的意義系統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價值體系組成。改革之后,這種意義系統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運行發生了變化。比如,最近10多年來,一種新型的消費文化在市民生活中萌生,而這種文化具有政治淡化的傾向,使原有意義系統之上的社會認同受到了影響。[2]再如,當西方人文思潮影響下的相關討論以及對改革進行的反思日益引起社會注意的時候,當傳統的核心價值體系逐漸成為被對話的一方時,人們的價值取向已經開始多元化了,并影響著其對現實和未來境域的不同解釋和預期。
  
  3. 組織社會的方式從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到雙向互動的多維方式
  改革之前,對社會的組織起重要作用的是“人民公社制”與“單位制”,這兩種組織制度體現了集體主義工作倫理、人身依附庇護關系、精益計劃安排以及社會生活中的泛科層化管理這4個方面的高度結合。[3]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在改革不斷向縱深延展的情況下,組織社會的傳統方式所依賴的政治社會條件日益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企業、社團,以及使它們共同發揮作用的多元治理環境。
  基于對社會認同的3個基礎性領域所羅列的上述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在近30年的改革中,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之間的匹配度是不斷下降的。我們又可以區分兩個階段具體分析。首先,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圍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發展”等核心話語所構造的意義系統,與整體逐步提升的福利滲透方式是大致匹配的。盡管這種意義系統內部對當時的主要社會組織方式的評判有時不能達成一致,但是由于爭論所運用的話語和思想資源均出自同一個意義系統,所以在最低限度上的一致性還是能夠維持的。同時,多種所有制的社會組織方式促使福利滲透趨于均衡,也就是說,福利滲透方式與社會組織結構之間趨于匹配。因此,在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之間相對比較匹配的情況下,基礎社會認同盡管有所弱化,但對社會整合還是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的。然而,這種作用自90年代中后期以來又發生了許多變化。從宏觀層面來看,由于產權改革的快速推進、產業結構的快速調整、社會資源(包括權力、資本和知識等)在社會結構中的日益非均衡配置,以及網絡化和全球化越來越多地波及人們的生活,出現了各社會階層間的福利滲透失衡、社會組織結構復雜化和意義系統的多元化。也就是說,福利滲透、社會組織和意義系統之間開始出現了許多的不匹配,而這種不匹配無疑將導致基礎社會認同難以為社會整合提供有力支持。
  
  社會認同與社會自我調適系統建設的新思路
  
  針對上述討論的這些問題,當前國家已經開始了對重塑社會認同的思考,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治理嘗試,其主要也正體現在這3個社會認同的基礎性領域之上。
  其一,提高社會中、低階層對福利滲透方式的滿意度。國家通過稅收制度改革來縮小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通過優化和完善再分配體系來提升社會中、低階層的社會保障水平。
  其二,構造涵蓋面更廣的核心價值體系。中共十五大以來,國家陸續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三個代表”、“構建和諧社會”等新的主流價值觀。這些價值觀不僅指出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和思路,而且還關照到不同社會群體利益關系的協調,并包容了不同社會群體多方面的價值取向。
  其三,提倡完善的社會治理結構。國家通過提倡社區建設和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的作用,在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同時,逐步建立了由國家、社會、市場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結構。這使人們看到了政府從“經濟建設型”向“經濟建設型與公共服務型并重”的政府轉變的實際努力。
  我們說,這些國家對社會的治理嘗試,對構建新時期的基礎社會認同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使福利滲透、意義系統、社會組織這3個方面回到有彈性的相互匹配的狀態。然而,要真正實現這樣的目標,還必須注意3個方面問題的解決。其一,要為國家所推行的社會治理手段之間的相互配合提供相應的條件。其二,要更新國家對社會治理所基于的傳統的思維方式,超越自上而下的組織覆蓋和制度安排的單一模式。其三,要通過一種更合理有序的方式,形成一些能夠促使市場、社會中介組織、政府部門各盡所能的制度安排。
  筆者認為,如果人們能夠進一步接受這些思路,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就可能會促成福利滲透、意義系統、社會組織更多地圍繞“協調社會關系,構造社會生活新秩序”的目標而趨于相互匹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可能看到一個由政府、企業、社會中介組織相互作用并促成社會自我循環的良性系統。這個系統一定不同于僅僅滿足于私人物品供給與生產的市場系統,也不同于注重公共物品供給的國家治理系統,我們稱其為“社會自我調適系統”。
  在此,我們之所以繼續引出“社會自我調適系統”的話題,是因為這個系統所涉及的問題,也正是如何圍繞“協調社會關系,構造社會生活新秩序”重塑社會認同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可以說,重視這個問題是因為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形勢已經向我們提出了要求,需要進一步探索社會認同基礎性領域的3個方面相互匹配的機制,以新的視野去考察政府、企業、社會中介組織這3種主體之間的協調關系。
  那么,首先需要討論的是:作為社會認同基礎性領域的福利滲透、意義系統、社會組織之間達成匹配的主要條件是什么。
  從某種角度看,這3個基礎性領域之間的關系結構和互動機制與政府、企業、不同社會階層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有很大的相關性。比如,在改革前期,政府、企業、不同社會階層共同關注的重點是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這個增長所帶來的社會福利水平的普遍提升;因此,作為當時的一種集體觀念,經濟高速增長以及這個增長帶來的社會福利水平的普遍提升也就構成了廣泛的社會認同,于是也成為了這3個基礎性領域相互匹配的主要條件。而當改革進入20世紀90年后期,這些社會認同形成的相應背景發生了重要變化:社會結構快速分化,各階層間的利益關系趨于復雜化,社會成員間價值取向的差異性日益凸出。由此,人們發現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福利的普遍提升不再是直接相關的,基礎社會認同開始面臨嚴峻挑戰。其實,我們會發現,政府、企業、不同社會階層這些主體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已經不是同一個了,因此,要重塑今天的社會認同,必須對能夠促使社會福利滲透、意義系統、社會組織之間相互匹配的主要條件加以重新考慮。比如,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之間的均衡機制、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制度化利益協調、社會生活新秩序的構造。
  其次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政府、企業和社會中介組織之間以何種關系模式去促使社會自我調適系統的建設。
  當我們圍繞“協調社會關系,構造社會生活新秩序”,提出為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之間達成相互匹配創造條件時,這將會涉及到公共服務改革、市場規范運作、利益關系的調節、多次分配制度的完善、權力制衡的效率等問題,進而會需要政府機構、企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為解決這些問題而通力合作,發揮彼此的積極作用。或者說,這些機構和組織要在一種協商的、多主體的新框架下形成新的集體合作模式,以達成一種和諧共治的格局,為重塑轉型期的社會認同提供具體層面的組織保證和機制支持。
  可以說,建設社會自我調適系統的過程,也是重塑轉型期社會認同的過程;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有可能會發現建設社會自我調適系統的努力,還將有利于抵御經濟發展風險,并為現代國家的綜合建設提供必要的支持。
  
  參考文獻:
  [1]H. Tajfel、J.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S.Worchel 、 W. G. Aust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CA: Books-Cole,1986;安東尼•吉登斯,趙旭東、方文、王銘銘譯.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丹尼爾•貝爾,趙一凡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2]王寧. 消費社會學――一個分析的視角.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3]路風. 中國單位體制的起源和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11);李猛、周飛舟、李康. 單位:制度化組織的內部機制.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8);華爾德. 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共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 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編輯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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