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定義與1933年GDP測算:GDP測算

來源:思想匯報 發布時間:2019-08-16 05:04:07 點擊:

  摘 要:以長距離販運的商品量來測算近代中國市場規模的方法是有缺陷的,近代中國城市經濟的發展,各種要素在城市的集聚,以及大城市內部各種商品和勞務的交易,是近代中國經濟和市場發育的主要途徑,如果忽略了城市的就地貿易,就會低估市場規模。在得到了1933年市場規模的數字以后,經調整,可以估算出1933年的GDP數字,并由此粗略地推算出1931-1936年的GDP數字。可以發現,與以前學界所估算出來的相應GDP數字比較,該數字小了不少,這是因為根據GDP的固有定義,扣除了未進入市場的商品和勞務的量所致。
  關鍵詞:市場;長距離販運;城市就地貿易;1933年GDP測算
  中圖分類號:F1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3)01-0149-07
  作者簡介:杜恂誠,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上海 200433)
  經濟史研究,像任何科學研究一樣,必須注重研究規范,而在研究規范中占有前提位置的是必須把研究對象搞清楚。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在研究什么。如果我們連研究對象的定義或概念都沒有搞清楚,我們就可能會發生各種錯誤,諸如內容的偏離、方法的不當、觀點的枉發、結論的錯誤等。現在年歲較長的學者應該還能回憶起,文革剛結束時,在研究買辦的時候,由于延續了過去的思維,買辦的概念被無限放大,因此深入的買辦研究,或近代中國早期企業家研究,就變得很困難。
  本文所要提出的是經濟史研究中兩個特別重要的定義或概念,即“市場”和“GDP”。我們一直在研究“市場”和“GDP”,卻很少有人反思這兩個重要研究對象的正確定義。由于這兩個概念是基礎性的和全局性的,所以一旦認識有誤,就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到相關各個問題的研究。
  一、市場定義
  市場和市場經濟,是我們每個搞經濟史研究的人掛在嘴邊的詞,但也許很少有人認識到,應該對市場有一個規范的定義。我這里所說的“市場定義”,不是指經濟學的一般定義,而是指經濟史學上的關于如何認識近代中國市場的定義。經濟學關于市場的一般定義是:“市場是某種物品或勞務的一群買者與賣者。買者作為一個群體決定了一種物品的需求,而賣者作為一個群體決定了一種物品的供給。”①這本來是容易理解而不存在爭議的。但因為在經濟史研究中涉及市場規模的估算,便可能產生認識上的歧異。從中國古代直到近代,沒有全國性的國民經濟統計部門,經濟數據很不完備,凌亂而不成系統。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什么樣的原則所觀測到的數據才是相對接近于市場原始定義的,就成為經濟史研究者所關注的問題。這個觀測的原則便成為經濟史研究者的市場定義。
  吳承明是我國經濟史學界德高望重的已故老一輩著名專家之一。他對中國經濟史中的市場問題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認為,中國大體有三種市場:第一種是地方小市場,如墟集貿易,它作為小生產者品種調劑的場所,從來就是自然經濟的組成部分,本質上是與資本主義對立的。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地作用。第二種是區域市場,如“嶺南”、“淮北”這些概念所稱以及多數省區范圍所示的市場,在城鄉交流上反映有限的社會分工,對改變自然經濟的作用不大。第三種是“跨區域的大市場,也可稱為全國性市場,類同于歐洲的所謂民族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有這種大市場。在這種市場上的流通,是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海外市場也是長距離販運貿易,并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至關重要”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強調:“我們一向把長距離販運貿易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標志。”他認為,在近代中國,有三種數字可以反映這種貿易:一是厘金數字。但厘金稅率不統一,常重復征收,并有不少偷漏,且延續時間不長。二為海關的出口統計。好處是比較完整,缺點是只代表出口部分。三是海關的“土產國內貿易統計”,也比較完整,但其數字僅限于輪船運載的國內產品,而沒有包括由鐵路和公路運輸的貨物。其數字也不包括進口貨的國內運銷。因此,這三項統計都不能作為數量根據,但可從其變化看出國內流通增長的趨勢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6頁。。他在衡量近代中國國內市場規模時,主要是以埠際貿易為準繩的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8-269頁。。
  另一位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已故大師級人物巫寶三也具有相類似的認識理念。他在用實測的方法估算了1933年的商業所得后,為了觀察1931-1936年的商業“變動情形”,“采用歷年對外貿易及轉口貿易的數字,作為商業盛衰的表征”,以這兩項數據之和制成指數,然后以1933年的數字推算出1931-1936年歷年的商業所得數字巫寶三主編:《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49-150頁。。
  其實,以長途販運貿易作為市場測算標準是有缺陷的。這個標準也許適合傳統社會的市場測量,但不適合近代社會的市場測量。筆者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對此提出了質疑杜恂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國內市場商品流通量的一個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
  二、城市化和城市經濟:不能忽略的市場
  筆者對長途販運市場理念的質疑,是源于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和市場成長方式的改變。在傳統中國,與西方封建社會不同的是,城市并不是體制外的權力中心和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參見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傳統中國的城市首先是體制內的政治中心,各級權力機構設在城市。有的城市在經濟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不是因為這些城市是某種或某些產品的產出地,更不是因為這些城市是新的生產方式的集聚地,而只是因為它們是某種或某些商品的區域性甚至全國的集散中心,如揚州的鹽,蕪湖的大米,等等。在這種情況下,長距離販運的商品規模也許可以成為市場發育程度的衡量準繩。但到了近代,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和市場發育方式有了質的突變。   近代中國,城市,特別是少數特大城市,如上海、漢口、天津等,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集聚地,它們既具有商品進出口和國內轉口貿易的集散功能,同時具有商品的生產功能、各種要素的集聚功能、龐大的服務和消費功能,這些城市本身就是大市場,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主要采取城市化和城市經濟的道路。城市內部的市場擴展成為市場發育的主要方式。例如,在一個大城市中,某紗廠把產品就地賣給布廠,布廠將產品就地賣給成衣廠或各式日用品廠,成衣廠和各式日用品廠又把產品就地賣給商業部門就地銷售,這一系列交易無疑是國內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在埠際貿易量或以厘金測算的長途販運量中是得不到體現的。王子建估計,1939年上海紗廠產品中銷出上海和就地銷售的份額大致各占一半王子建:《“孤島”時期的民族棉紡織業》,載中國近代經濟史叢書編委會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10),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頁。文中說,1939年上海的國產紗“還有一個同大后方市場比重相仿的本地市場”。。又如電力工業,在近代中國還沒有跨地區的大電網,一般總是就地生產,就地銷售,這在埠際貿易和長途販運中也無法反映出來。再如有的紗廠(南通大生紗廠等)的產品主要在附近農村地區銷售,這在埠際貿易和長途販運中也得不到反映。長距離販運的市場定義還把占市場比重越來越高的“服務”或“勞務”排除在外,使市場的內涵越來越不完整了。
  所以,筆者早在1989年的前述論文中就指出:以長途販運的貿易量來測算國內市場商品流通量是不合理的,是缺乏理論依據的。筆者在那篇文章中提出,資本主義生產就是商品生產,其產品的銷售只有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之分,而沒有市場與非市場之分。產品的就地貿易在國內市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在上海等大城市更顯突出。在近代中國,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實際上,國內市場是世界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不是封閉型的。出口商品先經國內市場然后才到國外市場,進口商品則從國外市場進入國內市場。而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僅直接同進出口貿易有關,而且它本身就是世界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應如實地把國內市場作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來加以理解,不宜把國內市場同國外市場割裂,孤立地考察國內市場。至于以厘金量或埠際貿易量來匡算國內市場容量,似更有斬頭去尾之嫌。
  因而,筆者認為應以國內工礦等生產、運輸部門的產值和進出口貿易量來測算中國國內市場商品量。為了避免重復計算,可以在進口商品中減去農產品原料,出口商品中減去機制品和手工業品,工業產值中含有農產品原料部分,不計燃料、資本消耗和什費。因為國內制造業所用原料包括購自國內各地區的,也有從國外進口的。其中購自國內各地區的農產品原料與直接出口的農產品原料分為兩個系統,應該合總計算;購自國外部分的與進口商品總值相重復,應予扣除。同時,由于制造業產值中包含了出口部分的產值,所以應在出口商品總值中扣除出口制造業產品值,以免重復。另外,由于商業和金融業參與市場價格的決定和利潤的分割,所以商業和金融業的凈收入是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部分,主要體現為服務性商品。試用公式來表示:
  G=(I-i)+(E-e)+R1+R2+H+T+F
  其中:
  G——國內市場商品流通總量
  I——進口商品總量
  i——進口農產品原料
  E——出口商品總量
  e——出口機制品和手工業品
  R1——新式工業產值(含農產品原料價值,不計工業品原料、燃料、資本消耗和什費,包括營造業產值)
  R2——新式礦業、交通運輸業生產凈值
  H——手工業產值(含農產品原料價值,不計工業品原料、燃料、資本消耗和什費,巫寶三的統計資料不包括農民的家庭手工業)
  T——商業所得
  F——金融業所得
  根據這個公式計算出來的G肯定大于埠際貿易量。這是因為:第一,土產埠際貿易量的計算遺漏了進口商品量,而進口商品是把國內市場作為其流通所不可缺少的環節的;第二,埠際貿易量中缺少新式工礦業和手工業產品及其所用農產品原料的未進入埠際貿易的部分;第三,由于商品還處在流通過程中,因而統計資料中埠際貿易的商品價值是不完整的,交通運輸、貯藏等追加價值還沒有完全實現,生產部門讓渡給商業、金融業的一部分利潤也還不能完整地反映出來。
  如果以上分析能夠成立,我們不妨選一個年份作一下測算。由于1933年的統計資料相對比較完整,我們就選擇這個年份作測算。
  根據1933年海關貿易報告的資料,1933年的進口商品凈值為1345567千元,其中農產品原料(包括棉花、小麥、煙葉、羊毛、木材等)約為250775千元,余數為1094792千元。同年出口商品值為612293千元,其中出口機器工業品和手工業產品價值共約387百萬元,余數為225293千元。
  根據巫寶三主編的《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一書,1933年工廠和手工業凈產值總計為1838164千元(手工業沒有包括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在內),加上農產品原料的價值則為5416600千元。1933年的營造業凈產值為221009千元,礦冶業凈產值為237640千元,交通運輸業凈所得922339千元,商業所得2540530千元,金融業凈產值199812千元。
  把這些數字代入上面的公式,得出的國內市場商品流通總數是10858015千元,即約108.6億元。
  三、1933年GDP測算
  筆者在重提市場定義時,又聯想到GDP定義。因為兩者有著內在的關聯。現代宏觀經濟學對GDP的定義是:GDP指的是一國在一年內所生產的所有最終物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之和[美]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8版),蕭琛等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頁。。曼昆具體解釋說:“GDP要成為全面的衡量。它包括了經濟中生產并在市場上合法地出售的所有東西”;“GDP不包括非法生產和銷售的東西,例如違法的毒品。GDP也不包括在家庭內生產和消費,從而沒有進入市場的東西”[美]曼昆:《經濟學原理》下冊,梁小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   在以往我國學界關于中國經濟史GDP的研究中,由于忽略了GDP的規范定義而進入誤區,他們在進行中國古代或近代的GDP估算時,往往是以農業和手工業的凈產值的估算數值代替市場價值的概念,從而人為地放大了GDP規模,因為中國古代和近代,農業和手工業產值中的相當一部分是不進入市場的參見杜恂誠、李晉《中國經濟史“GDP”研究之誤區》,《學術月刊》2011年第10期。。
  由此看來,筆者上述對1933年中國國內市場商品流通量的估算倒是有點接近GDP概念的。在上述估算中,既包括了進入市場的各類產品,也包括了商業、金融業、交通運輸業的各類服務(勞務)。但如果以GDP的要求來衡量,則筆者在1989年估算出來的數據尚需要作一定的修正,以便進一步完善。修正的重點就是需要扣除進口商品和補充一部分農產品的商品量。在上述108.6億元的商品計量中,已減去農產品原料的進口商品值為10.9億元,因為GDP不包括進口商品,所以也都要減去。減去后,余下的97.7億元就是國內生產并進入市場的商品和勞務了。但這個97.7億元包括了作為工業和手工業原料的農產品,也包括了直接出口的農產品,卻沒有包括進入國內市場,被人們購買而作為直接消費品的那部分農產品。像稻米、肉禽蛋、蔬菜水果、水產品等農產品,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很難深加工。同時有兩點理由說明我們不應該忽略那部分商品:第一,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農村居民會把更多的糧食、肉、禽、蛋、水果、蔬菜、水產品等農副產品運到城市,供城市居民消費;第二,隨著農村經濟和市場的發展,農村居民會在更大程度上以比較收益來確定自己生產農產品的品種,這也意味著農民之間的交換會增加。這兩點理由決定了進入國內市場被人們直接購買和消費的農產品的數量應該相當可觀。在糧食當中有可能重復計算的是小麥。機器面粉工業和手工面粉工業都以小麥為原料,如果這里再計算一次,就是重復了。其他的許多農產品,如棉花、煙葉、大豆、油菜籽等等,它們是通過作為工業和手工業原料的路徑進入市場的,所以也都不能重復計算。可以基本明確不會重復的有稻、糯稻和小米三項,這三項1933年的產值是47.13億元巫寶三主編:《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49頁。。
  1933年農業凈產值是122.7億元,包括糧食等28種作物、特種作物、蔬菜水果、牲畜、木材和漁產巫寶三主編:《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49、72頁。。吳承明從嚴估計(不包括地方小市場),1936年糧食的商品率約不足百分之三十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72頁。。我們假設有30%的稻、糯稻和小米進入了市場,被人們直接購買和消費了。茶葉、桐耔、蠶桑、漆等特種農產品可能由手工業加工或出口的居多,這里暫不計量。木材也是這樣。但蔬菜水果、牲畜、漁產等在當時經加工的很少。我們假設也是30%的產品進入市場,那么農產品的這幾項總計為66.45億元,其中30%為19.94億元。加上前述的97.7億元,總額就是117.64億元。這117.64億元我們可以看作是1933年中國的GDP總量。
  如果我們把巫寶三著作中的“國民生產所得”,或者“所能支配的所得”簡單等同于GDP數值的話,我們就會犯下大錯誤。很明顯,巫寶三著作中1933年中國的國民生產所得的總額是204.92億元,而本文測算出來的1933年中國的GDP總量應該是117.64億元,相差竟有87.28億元之多,后者只是前者的57.41%。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大的差異,是因為巫寶三的數字是把農業中沒有進入市場的部分也估算了進去。現在學界很多人直接把巫寶三的數字當成了GDP的數字,并以1933年的數字為基礎推算其他相近年份的GDP數字。這樣做的直接結果就是造成有關年份GDP數字的人為擴大。這種人為擴大是我們應該盡力避免的。
  我們也可以粗率地直接用巫寶三的數字來做估計。1933年中國國民生產所得全部是204.92億元,農產品122.7億元,余額82.22億元不包括農民家庭手工業,所以可以認為是全部進入了市場。假定農產品的30%進入了市場,那就是36.81億元,加上82.22億元,總額是119.01億元。竟然和我們上文所估計的117.64億元相差很小,基本能夠吻合。
  對于中國近代國民生產所得中進入市場的比例,人們也許會有不同的估計,這都沒有關系。例如,本文以上是以吳承明30%的比例來估計糧食等農產品進入市場后,被人們直接購買和消費的商品量的。如果不是這個比例,最后推導出來的GDP數值也就會不同。例如卜凱就曾估計,平均53%的農產品是為市場生產的。這一估計值高于吳承明的估計值很多。這一估計值是把農村的小市場都包括在內的J.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Shanghai: 1930, pp.196-202.。如果按照53%來計值,而不是按照30%來計值,那么1933年進入市場的農產品總共是122.7億元中的53%就是65.03億元;加上前述82.22億元,總額就是147.25億元。我們也可以把147.25億元作為1933年GDP估計值的上限。
  珀金斯則估計,20世紀20、30、50年代,中國農產品商品率在30%-40%之間,而其中一半是在離產地不遠的農民之間交換的[美]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伍丹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150頁。。珀金斯講的這種交易僅限于市鎮內的貿易,不包括長途販運。但大批量農產品的長距離販運是以市鎮貿易為基礎的。兩者并不矛盾。其實珀金斯關于中國農產品商品率30%-40%的估計同吳承明的估計還是比較接近的。
  巫寶三的著作在對1933年的中國國民所得做了詳細的估計之后,“為明了戰前幾年國民所得變動的情形,乃引用有關材料編成指數將二十二年國民所得引申求出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各年的國民所得。不過我們一定要告訴讀者,二十二年以外各年國民所得的計算,因缺乏材料甚為粗率,其結果只可當作一種趨勢看待”巫寶三主編:《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31頁。。如果我們遵循同樣的思路,以本文的立場引申估計1931-1936年的GDP的話,也是可以得出一個“粗率”的“趨勢”的。   第一步,我們要調整巫寶三著作中的商業所得數字,以便對他的國民所得數字進行修正。本文對市場的定義已經作過討論,所以要對巫寶三在估算商業所得時,“采用歷年對外貿易及轉口貿易的數字,作為商業盛衰的表征”作出質疑,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不能忽略城市內部的就地貿易。假設制造業的產品在本城市內和本城市外各銷售一半的話,我們還應該把一半制造業的數字加在對外貿易及轉口貿易的數字之中,共同作為商業盛衰的表征。這樣,對于巫寶三著作第149頁表六就可以修訂成如下的表1:
  調整以后的商業所得與調整之前的數字雖然絕對值相差不是很大,如1936年的數值比調整前僅增加了1.47億元,但調整后的數值在理論上更站得住腳,更可信。原來1936年的商業所得不及1932年多,經調整后則超過了1932年。1936年對外貿易和轉口貿易的下降,由就地貿易的增加所補償。
  依據商業所得的差異,我們進一步對巫寶三的國民所得數據進行調整,本文得出經調整后的國民生產所得的數據如表2所示:
  (2)(3)本文根據巫寶三原始數據調整估算。
  大家現在把巫寶三的國民生產所得的數據拿來就作為GDP數據應用,這是不科學的。因為我們必須扣除其中未進入市場的部分。我們在上述1933年GDP匡算中發現,可以粗略地將巫寶三關于農產品產值的數據打折后進行估算。關于打折,目前可以有兩種依據:一種是吳承明和珀金斯的大致上30%的比例,另一種是卜凱53%的比例。我們可以把前者看作是一般值(A系列),而把后者看作是上限值(B系列)。
  (2)巫寶三關于1933年的數據是實測的,而其他年份的數據是根據指數推測的,缺少細目。本文為使所有年份的估算方法一致,采用簡單的將農產品產值打折的方法,A系列一般值進入市場的農產品暫估占30%;B系列上限值進入市場的農產品暫估占53%。
  根據表3,雖然巫寶三估計的國民生產所得1936年是最高的,但1936年的農產值最高,打折以后,按本文方法計算的GDP總量1936年還稍低于1931年。這可能會使我們對抗日戰爭前中國經濟的評價有所調整。由于筆者本人對農產品商品化問題沒有深入的專門研究,所以在估計農產品商品化率方面,只能引用別人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結果自然是粗率的。筆者期待著有更精細的研究問世。
  本文所要強調的,是我們在作市場研究時,不要偏離市場的定義,我們在作GDP研究時,不要偏離GDP定義。如果偏離了事物固有的概念和定義,得出的數據就會缺乏穩固的理論基礎,就是不可信的了。我們一些學者,包括筆者自己在內,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之內,之所以會因循于一些既有的數據,除了理論的認識比較遲緩以外,還是有怕麻煩和希圖走“捷徑”的想法。那種耗時耗力和不容易出成果的基礎課題往往被大家所冷淡,這也可能是現行的急功近利的社會科學研究考評制度所帶來的結果。
  (責任編輯:陳煒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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