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史實和疑點|粉碎四人的過程

來源:演講稿 發布時間:2019-06-09 點擊:

  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歷史事件,學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檔案文獻,研究者主要依據回憶和口述資料來梳理和討論。親歷者和當事人的記憶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關于一些史實特別是細節的敘述也不盡一致;至于種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在坊間更有不少流傳。抓捕“四人幫”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層權力更替,政治風險極大。筆者猜測,出于謹慎和保密,除了筆記、日記、字條之類的個人資料,很可能當年就沒有多少文獻。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相關研究還要基本依靠回憶和口述的進一步披露來深化。
  從回憶和口述看,整個事件的主動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筆者將該事件的當事人分為主動方和被動方,決定和實施抓捕者為主動當事人,被抓捕者為被動當事人),大致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決策層,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核心人物是華、葉、汪;吳、李參與商議較多;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或者參與過商議,或者知情。第二個層級是領導指揮層,主要人物是汪東興、吳德。第三個層級是組織實施層,主要人物是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和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耿飚(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邱巍高(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第四個層級是具體執行層,即直接參加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和北京衛戍區官兵。需要說明,還有幾位當事人如李鑫(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周啟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作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參與了事件,了解一些情況,所處地位相當于組織實施層。上述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最值得重視。
  從還原歷史的要求說,回憶和口述是記憶性史料,雖屬第一手資料,但不宜簡單采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證實,或證偽,或存疑。本著上述要求,本文對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以及相關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實作一綜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問題。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醞釀:葉、汪四次密談
  粉碎“四人幫”后,一個廣為宣傳的說法,是毛澤東生前即對“四人幫”問題早有察覺,并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說過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政治策略說辭。毛澤東所說的“解決”,同采取強力措施的“解決”是全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么,采取強力措施解決“四人幫”究竟是如何醞釀的呢?現有回憶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醞釀的是葉劍英。據對王震、王石堅和聶榮臻秘書周均倫的訪談,毛澤東生前,葉劍英就曾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談過解決“四人幫”的話題;毛澤東逝世后,葉劍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將帥議論過此事。據對云杉的訪問,葉劍英曾邀請烏蘭夫(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征求意見;烏蘭夫明確支持葉的主張。據對李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沈陽軍區司令員)的訪談,他去看望葉劍英,葉曾暗示他當務之急是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憶錄里也談及毛澤東逝世后他到北京參加治喪活動期間,曾去看望葉劍英,葉談了當前形勢,還開著收音機談話,他明白葉是用這種方式征求意見,要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德生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年譜》稱毛逝世后幾天,葉劍英便同汪東興就國內局勢和“四人幫”問題交換過意見,時間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過去的說法,都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商量之后才與汪東興溝通的。《葉劍英年譜》修正了這一說法,表明華、葉商談之前,葉、汪已經議論過。葉、汪交換意見的情況,《葉劍英年譜》語焉不詳;武健華前些年和2013年發表的文章,則有詳述。據武健華說,9月12日至10月4日,葉汪曾四次密談。9月12日,葉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吊唁和守靈,上午休息時在福建廳與汪就政治局勢交換意見。兩人都感到局勢的嚴重;葉指出“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9月15日,葉又到人民大會堂守靈,并會見前來吊唁的各國外賓。會見外賓后,葉在東大廳南側一間辦公室,再次同汪交談,葉提出“我們如果不采取緊急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敗”。(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僅證實了《葉劍英年譜》所說,而且遠比《葉劍英年譜》具體。武不是醞釀此事的直接當事人,但系汪東興(時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直接部下;據他說,當時汪同華、葉交談之后回來都與李鑫和他通氣。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談時間,與《葉劍英年譜》不一。查《人民日報》,9月11日至14日,葉連續四天去人民大會堂守靈,15日未去。故武文所說時間可能有誤,葉、汪第二次密談當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說,葉劍英與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前后,已經就解決“四人幫”達成共識。提出這種看法的是葉選基(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根據,是1976年7月葉劍英曾去華國鋒家拜訪,表示支持華主持中央工作,提出黨不能搞第二武裝,直指“四人幫”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陰謀。寥寥幾句,看不出葉、華是如何談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于葉、華這次談話,其實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記述比較細致,而談話的情況是葉劍英親口向熊蕾父親熊向暉(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轉述的。據熊蕾所述,葉劍英同華國鋒談話,與熊向暉的建議有關。葉、華談話的時間是1976年7月,華稱葉是“九億人民的元帥”,表示了對葉的敬重。葉主要問了華兩個問題,一是治國方針,華說“舉一綱抓兩目”,“一綱”是階級斗爭,“兩目”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二是人事安排,華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華向葉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提醒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只能一個,不能搞多中心。葉對他和華的面談非常滿意。(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沒有提及葉、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看來,這次談話加深了葉、華彼此的了解,但說兩人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了共識,則根據不足。   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
  醞釀是一回事,提出動議又是一回事。究竟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過去廣泛流傳的說法是葉劍英。近十多年來主要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表明,提出動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他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么時候解決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征求他的意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29日,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吳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托。吳德不是這個情節的直接當事人,他大概是從華那里得知的。因為他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華國鋒回答老熟人的詢問說: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發表過回憶。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后的第六天,葉選基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直接當事人,很可能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再轉告王震和熊向暉的。熊蕾顯然是從父親那里聽說了此事。這個拐了幾道彎的回憶,也許算是來自葉劍英方面的佐證。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訪葉劍英的,葉選基的轉述很含糊。《葉劍英年譜》則明確記述: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一些知情人還提到一個過去不大知道的情況:毛澤東追悼大會后,李鑫曾向華國鋒進言,建議采取斷然措施解決問題。武健華新近發表的文章記述比較具體。他說,9月12日(不是毛澤東追悼大會之后,追悼大會是9月18日——筆者注)李鑫就跟汪東興議論過“四人幫”的動向,建議“早下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議他找個時間同華談談。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東交民巷華國鋒家(耿飚也說,華國鋒當時的住處是北京東城區東交民巷,參見《耿飚回憶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但《葉劍英傳》稱,華國鋒當時居住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同華談了“四人幫”的情況,代表汪東興提出除掉“四人幫”的意見。華“聽進去了”,但沒有明確態度,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以前引當事人的回憶,李鑫向華匯報時,華此前兩天或一天已經委托李先念去向葉提出動議,所以,華不表態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緣故。
  華國鋒、李先念的回憶,吳德的口述,還有熊蕾的文章,所說時間和對話內容不盡一致,但基本情節相同,都說是華國鋒最先提議,經由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得到早有此意的葉劍英贊同。
  目前的疑點有:第一,華國鋒是什么時候提議的?據華本人的記憶是毛澤東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吳德回憶是9月11日,時間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葉轉達華的提議的?華國鋒、吳德的記憶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說是9月14日,《葉劍英年譜》則說是9月24日。三個說法,前兩個相差一天,后一個則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提議后,葉何時與華面談的?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細節。據華說,9月21日葉去他家商議此事。《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華、葉有三次密談。也就是說,李帶話之后,華、葉的第一次面談,應該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細究起來,《葉劍英年譜》不僅與華國鋒所說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葉轉達華的提議,怎么會9月中旬華、葉已經秘密商議?第四,吳德口述談及一個情況:華曾告訴他,9月11日華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也就是說,葉、汪密談前一天,華、汪已經談過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葉、汪密談應該會涉及華、汪談話,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華報告。但武健華所記,絲毫沒有提及。誰的記憶有誤,一時尚難判定。
  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
  以往的說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從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看,這種說法并不屬實。
  據前引史料,至遲到9月14日前,至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已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共識,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華與葉之間的互動。華與葉是如何商量的?這方面材料不多,華國鋒事后曾零星談到。1977年3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斗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和‘四人幫’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轉引自《葉劍英傳》)2000年5月,華對《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談及,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采取隔離審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見。(參見《李先念傳》下)更多的詳情,由于兩位都已故去,無法向人們披露了。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之間的聯系,是葉劍英分別溝通的。據葉向真說,這是葉劍英的安排。葉向真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他們三個人沒有在一起待過,更不會大張旗鼓開會,父親都是晚上開車到中南海,到汪東興家里談部署和安排”。“汪東興不能出來,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隊的……他的行動是‘四人幫’嚴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動不動,得讓江青等人摸不著汪的動向,這就是葉帥的部署。”“華國鋒當時集黨、政、軍三權于一身,也不能走來走去。”事后葉向真問汪東興、華國鋒,他們證實了這些細節。汪說,“你父親要我和華國鋒同志不要動,他在我們中間來回穿插”。(周海濱《“紅色公主”葉向真——凌子口述歷史》,《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從回憶和口述史料看,商議過程中,華、葉、汪的確未曾三人碰頭;不過,華汪之間還是有幾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與其他政治局成員的聯系,是華國鋒本人溝通的。據吳德口述,大約是(九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他在國務院后的會議室里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么解決?”他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他們當時都沒有說什么,沒有再往下深談。(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華國鋒的記憶證實了吳德口述,他說:(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參加的有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他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話音剛落,有位同志就說,對“四人幫”也應該區別對待,其他人沒有發言,顯然不能再深談下去了。華感到范圍大了不行,只能個別串連。(《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的談話,2000年5月20日。參見《李先念傳》下)華、吳所憶,情形基本一致。與吳德口述對照,華說的“有位同志”就是紀登奎。
  吳德口述和華國鋒的回憶表明,華、葉、汪、李分別聯系后,華又同政治局成員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或許加上陳永貴作了溝通。據吳德口述,事后華國鋒曾告訴他,華還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吳德說,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說,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為追隨“四人幫”的吳桂賢、有恙在身的劉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員都程度不同地參與或知曉此事。
  高層人士之間的聯系,除了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一些元老和將帥,后者主要是通過葉劍英來溝通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1日,葉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聶榮臻派去的楊成武(時任解放軍第一副總參謀長)談話,楊成武轉達了聶榮臻有關采取斷然措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9月24日或25日,葉在住地同粟裕(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宋時輪(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談話,告知要解決“四人幫”問題;10月3、4日,應陳云要求,葉劍英派葉選基將陳接至家中,征求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此前,葉還在住所同鄧穎超談話。據陳云說,葉還準備告訴聶(榮臻)、徐(向前)兩帥。聶榮臻的回憶證實:10月5日葉劍英要楊成武告訴他,事情已商量好,請他放心。(《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傳》說,毛的追悼活動結束后,葉劍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圍部隊的情況,粟知道解決“四人幫”的時機已經到來。他了解了部隊情況,向葉作過匯報。(《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葉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是碩果僅存的仍居黨政軍權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將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況還說明,“四人幫”積怨甚深,毛澤東逝世前后,黨內上層對其不滿已不是個別人和少數人,而這種不滿也到了快要爆發的程度,盡快解決他們的問題漸成一種隱伏的共識。
  尚存的疑問,一是在國務院會議室的議論到底是幾號?吳德只記得十幾號,華明確記得是9月16日;二是陳永貴是否參加了這次碰頭會?華說陳參加了,吳德口述則未提及。李先念也說過,陳永貴不知此事。(李先念談話記錄,1986年10月22日。《李先念傳》下)
  解決方式:“開會投票”還是“隔離審查”?
  解決“四人幫”的方式是如何確定的?以往人們都以為從一開始就確定了“隔離審查”的方式,近些年來披露的當事人的回憶說明,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最高層的商議,當然是在華國鋒和葉劍英之間。前引華國鋒訪談稱,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采取隔離審查措施”。但《葉劍英年譜》“9月21日”條目,未見有關此事的敘述,只有“9月25日”條目記載:“到北京城內華國鋒住地,同華國鋒長談,分析‘四人幫’活動的動向和情況,研究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辦法。”葉年譜不僅時間與華所說不一,而且沒有明確說商定了“隔離審查”的辦法。
  不過,華國鋒談到的另一個情況,卻被兩位當事人印證。華回憶,9月26日,在國務院小禮堂看完電影,他就以“隔離審查”的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向李先念、吳德征求意見;李先念馬上表示支持,吳德也表示支持。吳德的說法大致一樣,略有不同。吳德口述,9月26日或27日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他,交換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吳德表示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他們的職務,他偏重于用開會的辦法解決問題。李先念以為不妥,他提到當年赫魯曉夫整肅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的歷史事件。華、李、吳分析和估計了當時中央委員會成員的狀況,感到“四人幫”在中共十大把許多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問題,會要冒風險。三人最后都認為,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李先念還回憶,當時華國鋒所說“正是我想說而未說的話”,“無論怎樣先抓起來再說”。(李先念談話記錄,1988年7月29日。參見《李先念傳》下)
  依據上述史料判斷,關于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方式,一開始,華、葉之間考慮“隔離審查”。出于慎重,華國鋒隨后向李先念、吳德征求意見;吳德曾建議用召開會議的辦法解決,但最終華、李、吳還是就“隔離審查”的方式達成共識。
  華葉商議的詳情仍不清楚;華向李、吳征求意見后,是否再向葉劍英作過反饋,也不得而知。直接當事人都已不在,只能期待知情者披露史實。
  具體行動方案的擬定與汪東興的作用
  如何擬定解決“四人幫”具體行動方案的?原來更加模糊不清。吳德口述和武健華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細節;尤其是武健華新近發表的文章,提供了許多親歷親聞的情況。這是近年來在弄清史實方面比較突出的一個進展。
  汪東興是制訂具體行動方案的組織者,是整個事件的關鍵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來,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與事實不符。吳德口述一個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較肯定汪在行動中的作用。按吳的評價,汪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說,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具體研究了解決“四人幫”的辦法,整個行動班子分為準備文件的寫作班子和實施抓捕的行動班子,前者由李鑫負責,后者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行動班子的人員是汪親自挑選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吳德的評價有道理。汪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委,且長期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兼黨委書記,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層領導人的安全警衛大權。這個行動若無他的參與和支持,很可能費盡周折甚至流產;相反,汪的參與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動的成功系數,其作用遠非一般政治局成員所能比擬。   關于汪東興與華國鋒商議具體行動方案的情況,數武健華的文章最為詳細。武說,10月2日下午,葉劍英直接去中南海汪東興的辦公處,與汪第三次密談。葉提出加速對“四人幫”采取果斷措施,要求汪當晚去找華國鋒商量具體問題,自己則先去華家談。當晚汪去了華家。華表示,葉、汪的意見和他想的原則上一致,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具體化。華要汪提出一個具體的實施方案,然后再議定。武健華回憶,汪去華家之前召集張耀祠、李鑫、武健華三人開會,布置他們琢磨一個行動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華向汪東興匯報了行動方案的初步意見,汪同他們再次作了研究。當晚,汪東興第二次去華國鋒家,匯報行動方案。華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兩條意見:一是再縮短時間,爭取提前解決;二是再約葉帥談談。10月4日下午,葉劍英再次到汪的辦公室,與汪第四次密談,聽取了關于行動方案的匯報。葉肯定“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還說“照這個實施方案執行,必會成功”。5日凌晨兩點,汪再次到華的住處,匯報行動前的準備工作落實情況,同時請示八三四一部隊與北京衛戍區部隊的分工和協同問題。華把剛剛離開的吳德找回來一道商量。(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策劃、實施過程》)這是華、汪、吳唯一的一次碰頭會。
  但按吳德口述,他是10月4日下午被華國鋒找去,再一次討論行動細節的;下午五點多鐘才離開,剛到家,華再來電話找他去,汪也在華家,三人共同議定了中南海內外相互配合行動的措施。吳德強調,“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后一次匯報”。這里的時間,與武健華回憶不同:一個說是10月4日的下午五點多鐘,一個說是10月5日的凌晨兩點,相差幾個小時。
  關于中南海外面行動方案的制訂情況,吳德口述比較具體。吳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委會主任,作為直接當事人,其敘述比較具體也相對權威。按吳德所說,10月2日,華國鋒去了吳德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進一步商議。抓捕遲、謝、金是吳德的提議。華問吳,“四人幫”在北京還有什么爪牙。吳認為,遲群、謝靜宜、金祖敏也該隔離。10月3日或4日,吳又去了華家,提醒華注意張春橋之弟張秋橋常去北京昌平的北京軍區坦克六師活動。正是這次談話,商定了動用北京衛戍區部隊實施中南海外面的行動,包括保護市內安全,控制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社、飛機場、郵電局等。隨后,吳德即找吳忠談話,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考慮和決心。吳忠明確表態,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的安全;同時告知部隊調動有嚴格規定,希望吳德解決向上級請示調動部隊的問題。吳德又向華國鋒作了匯報。華要求吳與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聯系,取得調動北京衛戍區部隊的權力。華還告訴吳,他曾四次與陳錫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吳德隨即找了陳錫聯,陳即向吳忠交代:北京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指揮。吳德與吳忠再次在家中商量了中南海外的具體行動方案。據吳德說,華還親自找吳忠談過一次話。
  陳錫聯回憶,毛澤東逝世后,華國鋒曾幾次和他談過“四人幫”的事情。10月5日下午他在唐山慰問搶險救災部隊,接到華的電話,立刻飛回北京,直接去了東交民巷華的住所。華告訴了陳解決“四人幫”行動的具體時間,陳表示堅決支持,說部隊沒有問題。華告訴他,吳德、吳忠會找他。吳德、吳忠先后到了陳家,陳當面授權他們可視情況采取行動,不必逐級請示。當天晚上,華又到陳家,同陳詳細商談了對“四人幫”采取行動的具體部署。(《陳錫聯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
  武健華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動方案擬定。那天(10月5日),華、汪、吳商量中南海內外行動協調問題,汪的意見: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衛戍區負責,八三四一部隊負責原有的防務;二是八三四一部隊負責解決“四人幫”和毛遠新,其他人由北京衛戍區負責解決;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區按院胡同,其住地警衛是北京衛戍區擔負,不屬八三四一部隊管轄,如果姚接電話后去中南海,問題就解決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隊要去他家行動,為免誤會,建議衛戍區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動。吳德決定,就由吳忠去中南海。(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看來,抓捕姚文元準備了兩套方案。
  具體實施:中南海內外聯動
  抓捕“四人幫”的行動是如何準備的?過去流傳不少繪聲繪色的說法,大都未經證實甚至系任意編造。近些年,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資料逐漸相對全面和清晰地復原了歷史。這也是厘清史實一個比較突出的進展。
  綜合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中南海內抓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政委;毛澤東逝世前一年為毛指定的聯絡員)的行動,主要由張耀祠、武健華率八三四一部隊(即中央警衛團)執行;中南海外抓捕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的行動,由吳德負責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執行;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行動,由耿飚、邱巍高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執行。張耀祠、耿飚的回憶錄,香港鳳凰衛視對武健華、周啟才、楊正泉(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保育鈞(時任《人民日報》編輯)等人的訪談,還有鄔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華的文章,都具體敘述了10月6日晚間在中南海懷仁堂抓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201號樓內抓捕江青,在豐澤園“監護”毛遠新,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報社的經過。
  據武健華、鄔吉成回憶,10月6日晚八點,華國鋒、葉劍英坐鎮中南海懷仁堂,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抓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鄔吉成《我參與抓捕“四人幫”的細節回顧》,《中華兒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點五十五分到懷仁堂,當即被捕;張春橋晚七點五十八分到,亦隨即被捕。隨后,張耀祠、武健華帶人在豐澤園菊香書屋,對毛遠新實施“監護”;然后,張、武帶人去201號樓,抓捕了江青。晚八點二十五分,應召去開會的姚文元也在懷仁堂被捕。八點三十分中南海內的行動全部結束。(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張耀祠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動的一些細節,當事人的回憶也有出入。關于行動組,張耀祠在回憶錄里的說法,是從中央警衛局抽調了二十幾名干部,組成四個小組;而吳德的說法是五十多人,武健華的說法有五個行動小組。關于抓捕江青和“監護”毛遠新,按鄔吉成的回憶,是張耀祠帶人執行的;而張耀祠和武健華的回憶,都說是他們兩人一起帶人執行的。關于行動結束的時間,武健華確定是當晚八點三十分;但張耀祠在回憶錄里說,他和武健華晚八點三十分才帶人到江青所住的201號樓,以這個時間判斷,結束行動不會是晚八點三十分。準確的情況,有待進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的經過,人們過去完全不知情,吳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吳德說,抓捕行動是北京衛戍區部隊執行的,遲群是參加以吳德名義通知到市委開會時被捕的,謝靜宜是在北京醫院被捕的,金祖敏則是晚些時間才被找到抓捕的。不過,吳德的敘述仍嫌籠統;更詳細的情況,還有待親歷者和知情者進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經過,耿飚憶述比較詳細。據耿飚回憶,10月2日,華國鋒已經向他打招呼,說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華就約耿到家中談話,告訴他有一項任務交給他完成。華還告訴耿,是葉帥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點來鐘,華電話召見耿,明確告訴他已決定對王張江姚隔離審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帶領北京衛戍區部隊,迅速控制住電臺和電視臺。華還寫了一紙手令給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要求廣播、電視接受耿、邱的領導。當晚近十點鐘,耿、邱和衛戍區警備一師副師長王甫帶少數戰士到中央廣播事業局,請鄧崗召開核心小組會議,宣布了華的手令。(《耿飚回憶錄》)
  關于耿飚等人進駐中央廣播電臺的時間,說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憶錄》說的是當晚近十點;但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的楊正泉、時任中央廣播事業局總編室副主任的楊兆麟,都說是當晚七點左右。(楊正泉《粉碎“四人幫”時的中央臺》,見楊正泉著《我與廣播》,沈陽出版社1996年版;楊兆麟《關于耿飚接管中央廣播事業局史實》,《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楊正泉注意到了這個差異,他援引了耿飚當年在新華社的報告,耿當時說的就是10月6日晚七點多鐘不到八點鐘到的廣播電臺,楊當時做了記錄。此外,楊還引述了鄧崗10月7日在會上的講話:“昨天晚上八點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來局,帶來了華國鋒總理親筆寫給我的一封信。”(參見楊正泉《關于粉碎“四人幫”時耿飚進駐中央廣播局幾個疑點的考證》,《文史精華》2007年第9期)這大概也來自楊的記錄。楊正泉、楊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鄧崗當年的講話所說耿飚等人進駐電臺的時間,要比《耿飚回憶錄》所說早了兩個來小時。筆者判斷,幾位當事人和耿飚自己當年的講話有誤,因為中南海實施行動之前,不大可能開始進駐廣播電臺的行動。楊正泉后來發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來的說法,但他仍有疑問:為什么會出現耿飚幾次說法的不統一?為什么廣播局目擊者、見證者的記憶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認真的,為什么誤差卻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這個細節的確有些蹊蹺:一個人的記憶尚可說孤證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況下尤其難免誤記,可此事有當年講話的原始記錄,幾位當事人的記憶又都一致,到底是記憶有誤還是另有真相呢?看來也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10月6日晚上的行動,還有一點人們過去不大知道。據吳德口述,為防備學生、造反派從學校沖出來,造成混亂,當晚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附近部署了相當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實行了戒嚴。
  控制人民日報社的情況,時任《人民日報》編輯的保育鈞2011年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我的1976:寒露·驚雷》節目采訪時作了點滴介紹。按他的回憶,人民日報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組接管的。工作組的負責人是時任北京軍區副政委的遲浩田,這一天他帶著另外兩人到人民日報社,向當時報社核心小組組長魯瑛宣布,奉華國鋒之命來主持報社工作。至于控制新華社、機場、郵電局的情況,尚無任何披露。
  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事件的追認和善后
  抓捕“四人幫”當晚,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這一非程序的強力行動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認,毛澤東逝世后最高權力核心的真空需要盡快填補,事件過后的中國政局需要穩定,這些都必須由最高決策層作出部署和安排。作為完整的歷史事件,應該說這是最后一個環節。
  有關這次會議的經過,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據《葉劍英傳》,會議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號樓舉行,從10月6日晚十點開到第二天凌晨四點。華國鋒和葉劍英作了報告,會議完全贊同處置“四人幫”的行動,通過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京外政治局成員沒有參加會議,會后由汪東興逐一作了通報。吳德口述談到了會上的一個細節:紀登奎提出文件應否按照毛澤東“三七開”的評價,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在;葉劍英認為這個文件不可能解決對“文革”的評價問題。吳德還說,會后所有政治局成員都住在了玉泉山。華國鋒對友人回憶,會上他首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因為葉對黨和軍隊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葉則說自己已經七十九歲,華比自己小二十歲(此說有誤。葉劍英1897年生,華國鋒1921年生,兩人相差24歲——筆者注),有實際工作經驗,正當年富力強,應該擔起這個重任。葉提議華擔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獲得一致通過。(《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點情況,但都很簡單。
  比較詳盡的記述,是2005年10月香港鳳凰衛視對周啟才的訪談。周后來又整理成文章發表。據周回憶,會議的準備工作是汪東興指示他組織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會議。所以,周對會議的經過包括會場的布置、到會的情形、華葉的講話,都有細膩的敘述。據周說,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倪志福、吳桂賢等11人,李鑫和周啟才列席會議。華國鋒主持并講話,葉劍英隨后講話,主要是通報抓捕“四人幫”的情況,推舉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周印證了華的記憶,會上華確實提議請葉劍英擔任黨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葉劍英堅辭,會議最后贊成葉的意見,推選了華。最近發表的武健華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紹這次會議,特別是較多引述了華國鋒、葉劍英的講話。武本人沒有旁聽會議,但他說明:所述情況是根據李鑫和周啟才的記錄得知的。(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這個細節表明,當天政治局緊急會議是有記錄的。
  據周啟才回憶,從10月8日開始,華國鋒、葉劍英等政治局成員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開打招呼會議,向各地方黨政軍負責人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和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整個打招呼會直到14日才結束。
  那次政治局會議的參加者,健在的人除周啟才外,還有三位:汪東興、倪志福、吳桂賢。倘若他們能有回憶或口述,想必會補充更多史實。如前所述,這次政治局會議是有記錄的。筆者猜想,關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會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對于進一步厘清事實無疑將有更大助益。
  (選自《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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