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內戰風云 [內戰風云(三):東北烽火(上)]

來源:演講稿 發布時間:2019-08-17 04:56:33 點擊:

  東北局勢的演變   1946年6月爆發的國共全面內戰,是中國現代歷史發生根本性轉折的重要事件,而交戰雙方在東北地區的較量,又是這場戰爭的關鍵節點,東北內戰的結果,決定了國共最終勝負的走向。
  正是在那個風云變幻、遍地烽火的歲月,我任大公報特派員,常駐東北近兩年,親歷了這場歷史話劇。
  如前所述,抗戰勝利后的東北問題,首先緣于蘇軍的占領,又由此產生國共雙方在接收上的爭奪,直至彼此全面開戰。我到東北之前,那里的局勢演變可謂跌宕起伏。
  1946年3月中旬開始,東北蘇軍由南向北漸次撤退,中共迅即搶先占領了哈爾濱、齊齊哈爾,國軍亦急速北進,接管錦州、沈陽之后,在四平與共軍形成對峙。4月中旬,雙方為爭奪長春展開激戰,還引發了大公報與新華日報的一場筆墨官司。4月20日,共軍攻占長春,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等一度遷設于此。東北各地的控制權頻繁易手,局勢攪得人心惶惶。
  4月初,大公報記者徐盈兄自沈陽報道稱:
  東北戰爭是一種最殘酷的戰爭,完全用血肉來消耗子彈。直到今天,北上接收仍成蝸牛式的推進,必須使經過的地方能夠確保。從鐵嶺至前方不過三百華里,而戰爭已感到運輸與補給諸項困難。春耕已停下來,清明后種麥之季節已過去,谷雨左右之種高粱、大豆時期如再不能利用,則今年之農產將有大恐慌。曾歡迎過蘇軍共軍的那些城市人物們,今天又以同樣的代表身份來歡迎國軍,并且向地方政府偷偷探問:“你們是不是能保證你們永遠不會離開這里?”他們為了身家性命,要求付出代價要有收獲。東北人比別的什么地方的人更反對戰爭。在馬仲河邊,記者訪問了十個地方的人,他們的回答是:“誰愿意打仗?當真是東北人災星未退,受了敵人十四年的壓迫,還要再打十四年的仗嗎?”
  22日,周恩來在重慶訪晤馬歇爾,商談東北調處問題。同日,國民黨東北行營及保安司令長官部移駐沈陽。24日,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去向不明,東北局勢撲朔迷離。25日,馬歇爾提出和平解決東北問題調停方案。但由于國民黨要先收復長春,中共則要求無條件停戰,雙方目標距離太遠,談商無果。
  進入5月,形勢發生逆轉。蘇軍于中旬撤退完畢,15日,剛剛發表為國防部長、人稱“小諸葛”的白崇禧抵沈陽,協同杜聿明指揮國軍作戰,19日占領四平,23日進入長春。此時,距中共進駐長春只不過一個月零三天。同日,蔣介石親臨沈陽。雖然官方不準各報自由發稿予以報道,但人們都明白,蔣此行是為決定東北命運而來。隨后,國軍一部渡過松花江,進抵雙城,直逼哈爾濱。于是許多人以為,東北很快就是國民黨的天下了。
  然而,在大公報看來,內戰雙方無論誰勝誰負,帶給人民的卻只有苦難。四平之戰后,抗日戰爭中曾隨新一軍參加過緬北之戰,當時駐東北的大公報特派員呂德潤兄報道說:
  四平街激戰,雙方動員兵力估計達十五萬之多。其規模不但為內戰史上一新紀錄,亦為八年抗戰中所少見。攻守戰逾三十日,國共雙方重疊包圍達三重之多。近數日來曾有七進七出之肉搏戰,說者強調戰爭之激烈為空前所未有。……記者以沉痛之心情,憑吊四平街。此由日本、蘇軍、中共及政府輾轉四次之城市,已為“四不平街”矣。緬北戰役以后一年余,記者復在此重嗅血腥,重見苦戰兩月之新一軍。踱步街頭,恍如置身緬北戰場,然而這卻是大規模的內戰。……中共原集中相當巨大之主力,此次是否已潰散,或覓地決戰,目前尚未判明。四平街雖被國軍占領三日,然迄今仍地雷響聲時作。市區房屋外表雖大半完整,然門窗玻璃均為炮火所震破。市民在戰爭時期中死傷百余人。此系一老嫗告余者。彼年逾七十,曾目擊日俄之戰。彼泣望今后“可不要再打仗了!”彼口中不斷喊“老天爺”,似欲求助上蒼。然在地雷之爆炸中,呼天亦不應。……記者此次憑吊四平街戰場后,深覺主權也罷,民權也罷,民主也罷,此種口號已漸在人心冷淡,死亡與饑餓卻是人們心中的恐怖。下級士兵及一般人民均反對戰爭,彼等并詢記者:自己的事究竟為什么不能平平和和的談談?
  26日,大公報發表社評稱:“長春既經收復,政府更要戒懼恐懼,勿以一時的軍事進展而輕忽大意,更不必因此而輕視政治解決的必要。中共呢?亦應該憬然于武力之不可恃,堅決走和平談商的路。”大公報的這番言論,頗似“中立”、“超然”。
  與此同時,在南京,周恩來與馬歇爾再次商談東北局勢,并與陸定一同訪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討論“宣傳休戰”問題,提議雙方報紙停止對罵,以和緩態度說理。但呂德潤兄在28日的沈陽專電中則說:“宣傳休戰在光復之東北尚未實現。政府軍占領區及中共軍占領區報紙均以極丑惡之文字形容對方,從報紙上很難聞到和平氣味。過分宣傳令東北人民恐慌不安。”
  30日,在國共宣傳戰中飽受“夾板氣”的大公報,借此發表社評大倒“苦水”:“由于黨派之爭,宣傳戰到了白熱化。兇惡得充滿了火藥氣,令人驚心動魄;下流得罵街造謠,令人聞之作嘔。被目為宣傳對象的人民讀者,真會被他們宣傳得頭昏腦脹,啼笑皆非。……宣傳戰的背后是槍炮戰,血眼相視,血口相噴,自然不可避免。……在聲勢洶洶宣傳戰短兵相接之際,我們努力維持可憐的人民立場,努力保持頭腦清明,心境平和。……同一立場,兩面受攻。一面飛來紅帽子,使我們苦笑;另一面又罵你是‘幫閑’,是‘法西斯幫兇’,更使我們莫名其妙。奉告一面,不可為淵驅魚,把天下人都看做共產黨;奉告另一面,要爭政權,就不可作踐人心。……今天中國的民間輿論微弱極了,而獨立的報紙也陷入左右夾攻的苦境。說來可憐,中國假使能夠民主化,則這可憐的民間輿論獨立報紙必為主要的力量。美國杰弗遜總統曾說:‘寧可沒有政府,不可沒有報紙’。我們報人又豈可氣餒!”
  大公報在內戰中的尷尬角色及所謂“中立”立場,于此可見一斑。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于1946年5月被派赴東北。
  此前,同為大公報特派員的呂德潤兄,從1945年10月隨東北行營出關,已經工作了半年。我到東北以后,在分工上,先是他負責采訪上層,如東北行營、長官部、外交部特派員(蔣經國)辦事處等,我負責采訪中下層,如省市政府、鐵路局、生產管理局、財政部特派員(陳公亮,陳儀之弟)及中宣部特派員(余紀忠)辦事處等。后來我們一度分駐長春、沈陽。1946年初,徐盈兄曾隨軍調小組到東北采訪數日。同年秋,呂德潤兄調上海,后到臺灣,東北的采訪則由我負全責,直到1948年春。   “中間偏左”立場
  說到大公報的立場,不能不說到作為大公報記者的我,和同樣報道過東北問題的呂德潤、徐盈兩兄當時對內戰所持的態度與立場,這關系到我們所做報道的主觀傾向性和客觀真實性。
  大公報是民營報紙,向以“不黨、不賣、不盲、不私”為宗旨,面對國共之爭,它與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奉行所謂“第三條道路”,以“有別于”國共兩黨及其輿論機關。作為它的記者和我們的報道,也大體因循此道——盡管大公報從不曾對記者下達過“指示”、“要求”之類,但我們對國共之爭與內戰問題的認識,一如對中國社會其他問題的認識一樣,不能不受到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自己所受教育以及新聞理念、追求的影響,在政治立場在某種程度上是趨同的,即我認為的“中間偏左”立場。
  新聞報道以真實為第一生命,真實的重要前提是客觀。但是,記者對新聞價值的判斷、素材的選擇,卻又不能不受主觀意識(包括政治立場)的支配,由此產生報道立場問題。以下引述幾段我們三人各自對東北戰時的觀感,看我們對內戰所執的態度。
  1946年3月,呂德潤兄對于日益蔓延的內戰,曾在報道中寫下這樣一段內心獨白:
  我不知應祈禱誰來解決這個問題。今夜沈陽又停了電,街上一片漆黑,桌上一條顫抖的燭光,外面是戒嚴了,連狗吠聲也聽不到,在黑暗里人們常常想起鬼來,于是我祈禱那些在內戰死掉的冤魂,今夜應該分批出動,給那些有力量作踐你們的政治家軍事家們托夢去,告訴他們,你們是人!你們死的委屈!你們現在還沒閉上眼!求他們開恩饒恕了你們未死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1946年4月,徐盈兄隨軍調小組到東北,采訪不過匆匆數日,他寫道:
  站在沈陽街頭上,坐在美軍給我們的吉普車上在各處走,看一看在這次戰爭中翻身起來的蘇聯,看一看在這次戰爭中沒落的日本,再想一想在夾縫中翻身的中國人,要怎樣來求今后的自處?是戰爭,還是和平?每天徘徊在“世界和平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標語)下的人們,不能永遠在那里靜觀了,希望越大的人常常會得到更大的失望,東北人民的大希望不應該拖成大失望。……以東北的資源、人力,建起一個征服世界兵工廠的黷武者之夢是幻滅了。制造兵器的機關如今怎樣來轉化為和平服務呢?……每個到東北來的人應有一個起碼的認識,祖國不應成為日本的統治方式的接管者。十四年奴隸生活的解放者,要來接種民主,不要來接種戰爭。
  1946年6月,我到沈陽不久發回的報道中寫道:
  東北的局面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弄得老百姓頭昏眼冒花,他們認不清是誰先打誰,只以為今天的內戰是爭地盤。至于政權是什么,他們不懂。“我們夾在中間了!”老百姓常這樣說。
  從去年國軍入關就在打,斷斷續續打到今天。究竟打死了多少人,無從統計。我只知道政府又在東北招募新兵六萬人,共產黨也在征兵,但數目不詳。被敵人壓榨了十四年的東北人該多需要安定,不幸今天又要去當內戰的炮灰。他們對祖國多悲哀,對勝利多失望!“怎么還打內戰呢?”老年人、年輕人都在發這樣的疑問。這有誰能解答呢?
  反對內戰、同情百姓,我們的立場和心理顯而易見。
  需要說明的是,徐盈兄是1938年入黨的中共黨員(當時為秘密身份,他的活動、報道是否另有隱衷,我不便揣測),而呂德潤兄和我當時都沒有黨派身份,我們都曾與國共雙方交往,有的還是朋友,但我們的報道并不具黨派色彩與傾向。特別是我,“反對內戰,同情百姓”八個字,左右著我后來的采訪、報道,以及其他社會活動。回顧我在內戰中的經歷,首先指出這一點,有助于說明我在整個內戰期間的思想、活動和文字。
  【立此存照·張高峰在“文革”中的檢討:戰爭一開始,我就認為那是國民黨依靠美國搞起來的內戰,而美軍又在中國橫行霸道。出于民族自尊心和愛國思想,我非常反對內戰,反對美蔣。可是,因為我是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也就同時具有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治觀點,所以,我又把內戰看成是在朝的國民黨與在野的共產黨之間的“黨爭”,但主要責任在國民黨。因此,要反對內戰,首先應該反對國民黨,同時也要向共產黨做必要的呼吁。我以為,這樣才是一個記者的“公正”態度。其實,這是最不公正的反動態度,因為它混淆了是非,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不加根本區別,從而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非正義性和共產黨進行解放戰爭的正義性也就不能加以區別了,而是含混、籠統地把這場戰爭看成了不義的內戰。毛主席教導說:“中國共產黨是堅決反對內戰的,就我們自己的愿望來說,我們連一天也不愿意打。”可是,“如果蔣介石一定要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來和他們作戰。這個內戰是他強迫我們打的。”我對內戰的看法,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我雖然也反對內戰,卻在反對國民黨的同時,還要向共產黨做“必要的呼吁”,實際上就是把共產黨也作為內戰責任的一方了,客觀上解脫了內戰罪魁禍首國民黨的罪行。
  解放戰爭期間,我的政治態度,先是幻想走“第三條道路”,做一個“不偏不倚”的新聞記者。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眼見國民黨搞得一塌糊涂,日益不得人心,終有垮臺之日;而共產黨越戰越強,聲勢越來越大,很可能戰勝國民黨,因此我的政治態度轉變為“中間偏左”,即對國民黨不抱任何幻想,對共產黨則“靠而不緊”。具體表現是,一方面揭露國民黨統治的腐敗、罪惡,另一方面與共產黨朋友保持著友誼,能幫助的地方就幫助,不能幫助也絕不出賣朋友;寫報道時,凡涉及中共軍隊一律稱“共軍”,而絕不按照國民黨的要求稱之為“共匪”(當時我認為,共產黨是一個政黨,代表人民掌握著一部分政權,稱之為“匪”是對它的污蔑。何況我還有共產黨朋友,稱朋友為“匪”,于情于理都講不通)等等。但同時,我也沒有主動要求為共產黨朋友做些什么。我的這種態度,正如毛主席教導的那樣,認為“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見《毛選》四卷1489頁)實際上還是抱著“第三條道路”不放,想做無黨派的記者,這是一種政治投機,也是掩蓋了自己“實右”的本質。   我的這種政治態度,實際上在抗日戰爭中和內戰爆發前就有所表現。例如,1939年,我在湖南任《觀察日報》特約記者,該報是中共地下黨主辦的,曾一度被國民黨查封。報社印了一部分抗議書寄給我,希望我在國共合辦的游干班散發,結果,我只給了一些朋友、學生,而未敢公開散發。這是受人之托未能忠人之事,因為我怕被人懷疑我是共產黨。1946年初,范長江以中共高級干部的身份秘密到北平見我,向我了解國民黨的有關情況,我也只是如實做了回答,而沒有主動提出為黨多搜集一些情報。這都是我對黨“靠而不緊”的表現。
  現在檢查,在解放前的十年中,我和共產黨朋友交往,有活的思想在支配,一方面,我認為共產黨人是正直的、坦率的、明智的、有膽識的,所以愿意和他們交往,在他們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們。另一方面,我對國民黨的統治不滿,特別是日本投降以后,我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因此我也愿意靠攏共產黨。但我畢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具有以“我”為核心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我只能與共產黨人交朋友,卻不能參加共產黨去搞革命,仍始終愿意做一個無黨派的“自由自在”的新聞記者,所以我對黨采取了機會主義的態度。】
  崩落中的沈陽
  大公報增派報道力量到東北,是因為當時那里的外交、內政、軍事、經濟各類問題交織,錯綜復雜,已經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我作大公報特派員,就常駐東北的政治、經濟中心沈陽。
  沈陽是1946年3月蘇軍撤退后才由國民黨接收的。我到之前,呂德潤兄、徐盈兄都曾陸續報道過沈陽接收之初的情景:
  行營及保安長官部兩大機關移沈后,房屋及家具需用物均以千計,對敵偽產業乃有再度處理之舉,地方負責人至感困難。某日人自其原住地被逐出覓得新棲處后,指游浪無家者曰:“我們是小小的苦,他們是大大的苦!”
  北陵飛機場熱鬧非凡,每有貴客到達,即由警察布崗,臨時凈街,禁止通行歷數小時之久。有謂此地警察數月未發餉,如此愛國家愛要人,殊為難得,而對人民有些需索乃亦可原諒。
  沈陽已成為一大垃圾堆,其工業化程度最高之日本租界區(滿鐵附屬區)之污穢程度亦與日俱增。因水電俱無,二十七萬日僑賴救火用之井水度日。晚上戒嚴,燈火甚少,除執行小組所住之東北飯店系借用啟東煙廠之電力外,到處看不到光明。
  淪陷十四年,日人以征服者自居,過去都不懂中國話,近來臨時抱佛腳者已可說簡單語句。東北飯店之日本下女且開始說Yes,No,前月之“赫拉少”(俄語)已不復聞。大街上最多的是雇用美女從事招待及慰安的廣告,雇用自十六歲至二十五歲的女人。娛樂場所除美女招待之舞場、酒店外,尚有蘇人經營之電影院,在放映蘇聯和美國電影。
  日本人家家戶戶門上置有不間風雨、日夜永在之國旗及“熱烈歡迎國軍”之標語。沈陽較小街道仍用日人所用舊名稱,鈔票亦以偽滿幣為主,車站購票亦可出示舊“良民證”為身份證明。其尤刺目者,則為堂堂布告聲稱,奉經濟委員會核示,一切捐稅概依偽滿舊制征集,且追繳舊欠。即改改名辭之勞,似亦不屑為。
  敵偽時代之特務人員不僅未減少,且有被重用者,惟在光復后之地區內不便公開活動,故多采取輪轉制度,即甲地老班子移至乙地,而乙地之班子則移丙地。閑來無事,且彼此作丑表功之舉,因之亦時有口角。
  沈陽春暖,天氣雖晴朗,但人心沉悶。戰事新聞已乏刺激性。從事調處之執行小組人員以及新聞記者,恐為沈陽最煩悶者。物價在一周間扶搖直上,豬肉上月每斤五十元,今日已漲至六十五元,其他類此。美鈔亦有行市,每元合流通券二百零二元。
  我到沈陽后,最早發回的一條專電這樣描述沈陽之夏:
  百度(華氏)左右的溫度也熱不透冰涼的人心。蒼蠅繁殖最兇,到處嗡嗡作響,再加上天空的飛機,真煩悶死人。大局將明或將暗,誰也說不出來。東北人民再也沒有去秋的興奮。長官部再三發布督促人民檢舉戰犯辦法,可是人們無動于衷。已捕獲的70余名戰犯,人們檢舉者不及十分之一。中國事,常有“打虎不成反傷人”,或說了白說。老百姓的態度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沈陽周末夜舞會甚流行,上周杜長官招待,本周徐主席招待,并邀請中外人士參加,聞下一周由另一首長招待。樓窗口不時送出華爾茲樂聲,三五成群的難民踏著蹣跚的步子走過街頭。
  觀察一些時日后,我以《崩落中的沈陽》為題,寫了長篇通訊,比較詳盡地報道了收復后的沈陽景象。
  沈陽淪陷十四年,除了外敵奴役,人民沒有自由,應該說,它在日本人的經營下,已經成為一座高度工業化的城市,雖有二百多萬人口,生活卻也很有秩序。然而,蘇軍、國軍相繼進入后,人們說,沈陽完全變了,變得貧困且無序。
  我初到沈陽所見,馬糞滿街,垃圾成山,比垃圾還多的是滿街著裝混亂的國軍官兵或假官兵,連不是軍人的燙發女人也穿著軍裝招搖過市。有的商人也穿軍裝,為的是應付那些穿軍裝的顧客。軍人在當時沈陽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沈陽市面有“三多”,但說法不同,有說“三輪、蒼蠅、破馬車”;有說“垃圾、下女、破馬車”;還有說“封條、標語、破馬車”,總之,沈陽的破馬車不少,街頭的馬糞更多,絕非幾十個或幾百個清道夫所能清理的。沈陽收復后,滿街的垃圾似乎沒有人管了,以致到處堆積如山。無奈,省市當局官員親自掃街示范,日本僑民也結隊出動,清除與日俱增的馬糞,而中國人卻只是圍觀。堆積的垃圾帶來了更多的蒼蠅,沈陽老百姓說:“今年蒼蠅之多為十幾年所罕見。”在飯館吃飯不小心,都可能落進蒼蠅。至于下女、標語、封條之多,那都是日本投降后出現的怪象。
  沈陽的馬路上有電車道卻沒有電車,家里有自來水管卻沒有水用,鐵西工業區街頭有數不盡的電燈桿,也找不到幾盞能亮的路燈,老百姓只能望著滿街的電線點油燈。因為電源不足,只有政府機關與官舍有電燈。至于電話,十回有六回是叫不通的。
  走進沈陽小西門,最引人注目的是數不清的大小金店,以及那些門口掛著的收買金銀首飾的招牌。當地人說,因為關內外隔絕十四年造成的差價,自從國軍進駐,沈陽最發達的就是金店生意,以致許多賣百貨的商店也臨時改成金店了。關內的金子往關外跑,坐飛機來的“人物”時常會帶幾條金子,換回大批的流通券,到關內利用差價兌換法幣,大發其財。金子多了,又使得關外物價飛漲,當局為控制物價下達了金銀業統制令,但金銀業主說:“寧舍爹和娘,不舍金銀行。”統制令下,明市變成了黑市。   過去日本人定名的“大和區”改稱和平區了,區內有兩個大建筑物,留下了足以令人回味的印痕。一個是日本的“忠魂碑”,碑頂有一顆子彈模型,當地人稱之為“炮子墳”。大正年所修,原為紀念日俄戰爭中陣亡的日軍將士。“九一八”以后,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下令在旁邊又立了一個碑,用以紀念“為世界和平而犧牲”的日軍。沈陽光復后,那個碑、那顆“炮子”還矗立在馬路旁,炫耀著“日本精神”,除了碑底附近生了些許野草之外,沒有什么損毀。那個殘害了無數中國人的劊子手本莊繁的字跡還在,只是被人畫了幾個王八。另一個建筑物是舊南滿站前的“紅軍紀念塔”,那是蘇軍退出沈陽之前修的。塔高十丈,塔頂是一輛蘇式坦克車模型,比日本那顆“炮子”又高大許多,讓凡是坐火車來沈陽的人一下車就能先看到“蘇聯的力量”。與日俄紀念物形成對照的,是我們的“精神堡壘”——街頭標語,寫著“抬起頭來,挺起胸膛”、“建設第一”、“勝利第一”及“禮、義、廉、恥”之類,較之坦克車與子彈,我們固然顯得文明多了,卻也令人感覺“缺乏實力”。
  沈陽是一個工業城市,到過沈陽的人不必走進工廠,只要登高一望,看看全城密如森林的煙囪,就可以想見沈陽工業發達到何等程度。那些工廠過去容納過三十二萬工人。日本投降后,工廠大部分被蘇軍拆毀了,不僅毀滅了東北工業的前途,而且等于拆毀了三十二萬工人的家,他們失業了。國民黨接收后,根據各廠的破壞程度和生產需要,從頭做基礎工作,一部分廠礦慢慢復工了,但仍有半數工人失業。失業斷了生計,久了勢必餓死,許多工人不得已改了行,或擺攤賣花生、烤紅薯,或打短工。有人連擺小攤的本錢都沒有,又缺乏體力,于是鋌而走險,以偷搶、賭命為生。難怪某接收負責人稱:東北的“劫收”不亞于關內,或更過之,因為除了政府機關外,老百姓也在“劫收”。半年來,沈陽雖有數十萬失業工人而沒有發生恐慌,“這是原因之一。”
  沈陽的工人的確很多,而且技術不差,可惜被環境逼迫得失業或改行了。大公報沈陽分銷處雇用的二十個報差,有十八個都當過工人。他們或懂得建筑,或會造機車,隨便拿出一張圖紙,就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一次,我抱怨火爐蓋不好用,報差老李聽了,說“這好辦,趕明兒我給你去重新翻一個。”原來他曾當過五年翻砂工人。這么多工人不能再憑他們的技術養家糊口了,只能出賣勞力,混碗飯吃。這對他們個人不僅痛苦,而且可惜,對國家發展工業也是一大損失。然而,政府為了打仗,顧不上這些了。
  收復后的沈陽,“精神食糧”也在鬧著恐慌。街頭沒有幾家書店,開張的也沒有幾本書。我幾乎走遍了沈陽的書店,看到里面陳列的無非是《流行名歌集》、《影星生活內幕》、《臺兒莊血戰史》、《蔣主席及其將領》等等,全是不到五十頁的小冊子。讀書人和學生們只能到日本人的舊書攤去找工具書或參考書。
  我參觀過東北臨大的學生宿舍、教室,發現他們竟沒有一本比較詳盡的中國通史。抗戰勝利近一年了,學生們還只知道“滿洲國”、多爾袞……你問中華民國有多少省?沒有一個學生能夠答對。到郵局拍電報,你寫“桂林”,收報員都要查地圖或看底冊;寄往西安市的信,如果不寫明“陜西”,會被郵局誤投到遼寧的西安縣去。隔絕十四年,東北人民對內地太生疏了。所以,在通訊結尾處,我寫道:“東北文化低落如此,政府何不設法挽救?(運輸槍支彈藥的)空軍飛機,應該留出一點位置來,往東北多運些有價值的書籍。幫助東北文化復員,也是刻不容緩的事!”
  “污蔑”蘇軍是與非
  說到1946年初的沈陽、東北,無可回避蘇聯紅軍問題。
  從1945年8月對日宣戰,到1946年5月撤退完畢(不含旅大),蘇軍在中國東北九個月。一方面,他們在客觀上加速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并為此犧牲了許多將士,這些,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另一方面,蘇軍在中國土地上的某些劣行,特別是對東北工業、經濟的破壞,也是不容回避和抹殺的歷史事實。
  1949年以后,在“一邊倒”的外交氛圍下,在中蘇友好的“密月”里,凡是關于蘇軍在東北的負面信息都是被禁止的,甚至是危險的。當年大公報關于蘇軍的報道,特別是蘇軍拆毀東北工業設備的記錄當然不能提及,我和呂德潤兄還都曾為“污蔑蘇軍”做過“檢討”。在撥亂反正的今天,為正確評價蘇軍的功過是非,這里記述下我們當年的親歷親見及部分報道,留給后人去做評判。
  我到東北后,最初采訪、報道的是鮑萊調查團的活動。
  鮑萊是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日本賠償事務顧問,他到中國的任務,是調查日本在東北的財產,為戰后賠償作準備。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投降,日本人在東北經營十四年,投下逾百億美元的資金從事工業建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發電能力一百八十萬千瓦、年產鋼鐵二百萬噸、煤炭兩千五百萬噸,其他如水泥、紡織、石油、化工、車輛乃至飛機、坦克、軍火等工業,都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設備和足夠的生產能力。東北工業體系的建成,從資源到人力,都是中國人的血汗。抗日戰爭期間,作為日本侵華的基地,東北經濟有建設而無破壞。戰爭結束時,日軍在東北也沒有做實質性抵抗。因此,戰后東北整個輕重工業體系都保持完整,其總量占了當時全國的半壁江山。可以說,誰掌握了東北,誰就掌握了中國,無怪國共雙方都全力奪取東北。
  然而,鮑萊調查團到東北后發現,蘇軍對日本人留下的大批工廠、設備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的拆卸,然后統統裝運回國;對不能搬走的設備,則加以破壞、砸毀,使其癱瘓。被蘇軍洗劫后的東北工業,已是滿目瘡痍,一片荒涼,賠償從何談起?
  1946年6月,我從沈陽發回專電:
  鮑萊十六日招待記者謂,此來除研究賠償問題外,尤注意日本在華資產調查。此項資產應屬于中國,美國國策即系如此。……調查團赴各地先后調查五十三個工廠,對各廠機器之被人搬走,除表示惋惜,希望我國早日設法復工外,并極注意其搬運機器、破壞工廠之經濟與政治作用,認為此種拆卸工程決非普通人所能做到。……鮑萊在各地視察時,對工礦被破壞與機器被運走頗為感嘆。鮑氏離沈前公開演說謂:一國經濟即使有盟國同情與工業之援助,亦不能在內戰中復興。又謂,各國在考慮中國整個賠償要求時不是完全沒有自私的念頭。美國人民渴望一個繁榮的亞洲。鮑氏此語極值吾人玩味。   關于沈陽的情況,美國合眾社記者曾在收復之初的3月21日報道稱:“蘇聯旗飄搖于沈陽曾為日人占有之數十家工廠及數百最佳住宅之上,此乃對中國人之警告,即此項財產已為蘇聯所有。蘇軍于上周撤退,然蘇人經白俄之助,已于此二百余萬人口之工業大城市中獲有極大經濟控制權。著黑色制服之中國警察,立于四十一家大工廠前負守衛之責,俾防止任何足以引起國際糾紛之意外事件。董文琦市長與蘇領事館官員對此事有所商談。中國方面之意見,蘇以‘占領幣’自行購取此項財物,系違反戰爭結束時之中蘇默契。最近取得蘇公民籍之白俄,俱為工廠建筑物及房屋之經理或名義上業主,彼輩乃最近自哈爾濱及大連抵此者。”
  4月初,徐盈兄隨軍調小組到沈陽,他的觀感是:
  蘇聯人接收去不少的戰利品,沈陽從此失掉擁有東亞第二兵工廠的資格,……憑吊那拆得空洞洞的北大營之后,在那水泥鋼骨的大建筑物看一看,四周已少有人跡。最北端煙囪林立,那就是十四年來新建立的“九一八兵工廠”。……在這個大兵工廠內繞一周,所看到的的確已經破爛不堪,整個火藥庫變為了垃圾堆。沒有一個汽車有輪子,沒有一個廠內的動力機不被拆毀,特別是從舊兵工廠及美德等國訂購的良好機器,已全部失蹤,有一小部分已然用木板裝好箱,正安置在一架起重機下等候起運。巨大的廠房有的整個炸毀,有的鼓風機倒在一邊,大煙囪暫時停止冒煙了。就算是想要恢復,也并不是一個短時間的事。
  7月,我在通訊《崩落中的沈陽》中報道了所見所聞:
  蘇聯軍隊一度進駐沈陽,給中國人和日本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自飛機場到城里,凡是公共建筑或是工廠,滿目瘡痍,破壞到不能再破壞的程度。沈陽街頭隨處可以看到被拆毀的汽車。我坐在三輪上慢慢地憑吊鐵西區無數的工廠,窗戶與門都沒有了。騎三輪的山東老鄉比我還憤慨,指著工廠罵大街:“奶奶的,日本人在的時候,這些像樹林子的煙囪全冒煙,連家雀都得熏黑了,現在破壞得一個也不冒煙了!”鮑萊調查團到東北來過,他們也是慨嘆而歸,沈陽原有的工業非三年兩載所能恢復的。
  【立此存照·張高峰在“文革”中的檢討:毛主席教導說:“蘇聯的利益和人類的利益一致。”又說:“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朋友。”而我則相反,竟污蔑了斯大林指揮下幫助中國人民解放東北的蘇聯紅軍,配合了國民黨的反蘇罪行。檢查我的思想,錯誤在出于資產階級的狹隘民族主義立場,敵視民族的朋友,丑化了蘇聯紅軍,犯了違反毛主席教導之罪。】
  如果說,徐盈兄和我到東北時蘇軍已經撤退,我們缺乏更多的第一手資料,那么,最早到東北的呂德潤兄,曾與蘇軍有過直接交往,對東北工業做過較深入的采訪,他的報道應該更有說服力。1946年10月,他在一篇題為《斷了線的項鏈》的通訊中,把東北工礦比喻為一串彼此配合又連在一起珍珠項鏈,他寫道:
  日本投降后,這個珍珠項鏈從日本軍閥的身上拿下來了,戰爭的線也斷了。但是珍珠仍是珍珠,正是我們拿到自己身上,用和平的線再連在一起的時候。然而蘇軍進來,內戰起來,一拆一毀,珍珠滿地而被踏碎。……到東北來,一般人看看工廠,便會馬上看出一個慘象。事實上也真叫慘。尤其在沈陽及其附近,機器搬的光光的……東北工廠的殘破,大部是蘇軍拆卸而致,可是蘇軍究竟拆走了多少東西?到現在沒有一個正確的計算。同時因為打仗,有些地方看不到,連較近的估計都不能定。不過,在政府區的幾個工業區看看,幾乎是很少完整的。……蘇軍的拆卸是有計劃的,軍火工業幾乎都拆完了。沈陽的兵工廠、軍火廠、造坦克的機器廠、飛機廠、撫順的輕金屬廠(飛機用鋁)、鞍山的鋼鐵廠,拆的都很徹底,而拆卸的時間是去年九月,才一出兵便動了手。……蘇軍拆卸走的,可算得出的主要的是電力。據報告,三十四年(1945)七月東北的電力是一百七十多萬千瓦,現在較精密的計算,蘇軍拆走了一半多。”
  蘇軍憑什么拆卸中國的機器設備?早在1945年10月,國民黨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嘉璈和外交部特派員蔣經國到長春,首次與蘇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見面,就提出了接收東北工業問題,但蘇方卻以那是他們的“戰利品”為由拒絕了。1946年春,蔣經國去莫斯科,再談東北接收問題,蘇聯最高當局依然堅持 “戰利品”之說,而就在這扯皮的期間,蘇方拆走了他們所需要的中國東北的大批工業設備。
  當機器設備拆得差不多了,蘇方又提出了“經濟合作”問題,貪婪地企圖從東北攫取更大的利益。呂德潤兄寫道:
  內幕的消息是蘇方要合作七十多個廠,又繼續談下去,蘇方要三十多個廠,這里數目字大小并沒多大關系,因為像鞍山、阜新、本溪那樣的廠幾個便夠受了。……談判中在看法上有兩點距離:第一,蘇方覺得出兵解放了東北,東北日本人的兵工廠,中國應該承認他們的權利;我們認為,東北被日本壓榨了十四年,雖有日本的“功勞”,但主要的是我們的。第二,兩國的經濟制度不同,蘇聯是社會主義,以政府出面合作,這和過去我們政府與外國某廠某公司合作的方法不同,于是長春談判便無形中止。……據關系方面的人講,合作是可以的,不過先拆機器,又要把破破爛爛的還合作,實在講不下去。
  蘇軍拆卸中國的工業設備,還給出了一個托辭:記在同盟國要求軸心國賠償的賬上。蘇聯拆走的,中國可以從日本賠償中多得一點。對此,呂德潤兄的報道指出:
  好房子是誰都想住的,可是房客甲把房子拆了,房客乙也不會修的,加上房東又要分家,又要爭地皮……東北的軍事工業一時不用談利用,連恢復也是難的了。為和平建設想吧,我們又拉哪位朋友?軍事工業一丟,國際上幾乎對東北的工業沒了興趣了,剩下給我們的只是零散的珍珠,待我們自己串連貫了。
  東北工礦像斷了線的珍珠項鏈,零散滿地,既往返爭奪,又阻人拾起。小心戰爭,它會把珍珠擊破。所謂東北是中國的生命線,到那時是既無線亦無生命了。
  1946年底,鮑萊調查報告出爐,內稱:“擁有東北工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南滿,實際上未經任何抵抗且無任何損失而為蘇俄所占領……蘇俄人員于到達東北工業區時,即開始對糧食及其他儲存品做有系統的掠奪,并對工業機械做選擇性的拆遷……蘇俄人員還將大部分動力機器、發電與轉電設備、電機、實驗廠、試驗室與醫院搬走,對于機械工具,他們只擇取最新式和最好的,而將舊式工具留下……”中央社的消息來源說,蘇聯運走的資產,占東北電力設備的百分之六十五和鋼鐵工業設備的百分之八十,而撫順、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礦則“都被劫掠”。   同年冬,中國東北工業協會等民間組織組成一個調查團,對東北經濟情況進行了更詳細地調查,其報告書指出:“自俄軍摧毀后之工廠殘跡觀之,不難證實彼等之行為系出自預謀。彼取其所欲引為己用者而毀其余,以防為他人所用。拆遷工作均在蘇俄技術軍官監督之下,命令日本技師執行之。裝箱所需木材均系就地征用,拆去之物分海陸運往蘇俄。”該調查統計,東北確切的直接損失總共為十二億三千六百萬美元,加上未能調查及難以證實的部分,蘇聯給中國造成的損失當在二十億美元(戰前幣值)以上。這與此后蘇聯聲稱“從滿洲運走的設備價值僅有不到一億美元”相比較,差距實在太大了。即使按鮑萊調查團的報告估計,這個數字也達八億五千八百萬億美元,而恢復和重建東北企業的費用則需要二十億美元。總之,蘇聯依靠軍事占領,在中國東北攫取了談判桌上沒有得到的利益。
  除了拆卸設備,毀壞工業,蘇軍中某些人在東北的搶掠、奸淫等惡行,也常為百姓所詬病。我初沈陽時,發現一些日僑婦女的頭發剛剛長到耳邊,覺得很奇怪。后來才知道,她們都剃過光頭,為的就是躲避蘇軍的騷擾、侵害。呂德潤兄報道說:“蘇聯兵近來跳舞的少了,不過也沒絕跡。一個觀客曾看到一位吃喝了的大兵和日本女人共舞,大概是擁抱太緊吧,日本女人含淚而跳……”在東北,無論日本人、中國人,一提到蘇軍,都有滔滔不絕的故事,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搶東西,就是明目張膽地追女人。“老毛子太騷性了!”是東北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評價。
  某些蘇軍的劣行,迫使蘇軍高層也不得不用重典來整飭了。呂德潤兄的報道可見問題嚴重之一斑:
  蘇軍部分人的軍風紀的問題,在東北是一個悲哀的因子。我愿意用“部分二字”,因為我在長春、沈陽、哈爾濱都看到蘇軍高級軍官來竭力整飭的情形。在長春,有的時候蘇軍司令卡爾洛夫親自出去調查,更時時把那些越軌的人抓起來。在沈陽,高夫堂將軍也是如此。據哈爾濱當地人民講,當地的軍事最高機關天天有把越軌的人執行死刑的。
  蘇軍當年在中國東北的所作所為已經成為歷史。現在,這個問題應該還原真相,可以有個定論了。我想引述美國著名記者斯諾戰時蘇聯游記的一段話,作為這個話題的結語。他說:“蘇聯政府與人民都認為,他們沒有責任為了我們(指同盟國)的利益而幫助我們打日本。在對軸心之戰中,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擔負過多的責任……假若蘇聯參戰,那一定為了自己的目的。……有一件事可以論定:蘇聯不能容忍在‘滿洲’出現一個反蘇政府。”(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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